張敬堯認為這些活動都是暴徒行為。長沙各學校和公眾場所以及祠堂廟宇，全駐滿了軍隊，整個長沙城就像一座殺氣騰騰的兵營，使學校不能開課，商業及其他正常活動都受到了限製。
同樣在北軍占領下，長沙的情勢，和衡陽、常德完全不同。衡陽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國會選舉後，有人向張敬堯獻計改選湖南省議會，使它變成一個歌功頌德的禦用機構。
張正苦於被各方責罵，當然立即采納。
可是長沙的商會、教育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報界聯合會均以湖南尚未統一為由，拒絕改選省議會，並且組成“各界聯合會”。
張敬堯對於各方的反對大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聯合會”，並且逮捕主事人。
這位“張毒”自他督湘後，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殺已成司空見慣。他所駐防的長嶽區被湘人稱為九幽十八獄，稍有身家的人，無不遷地為良，避秦遠徙。
張自己也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授意商會會長張先讚，發表通電勸在外的湖南人返鄉，可是沒有一個湖南人願意回到這座地獄來。
曾任內閣總理的熊希齡，本是一位溫和派人物，向來不肯得罪人，看到家鄉受難也無法無動於衷。張曾電保熊希齡為湘災督辦，他不肯接受，反勸張愛護湖南，勿為已甚。
張對熊大為不滿，質問熊說他貪贓枉法有什麼證據，好脾氣的熊熊希齡也火了，憤怒地回張一電。
電雲“以仆所聞，執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計扣留中央鹽稅二百數十萬，附加鹽稅廿餘萬，鹽票私加保護照費一百五十餘萬，錢糧一百餘萬，銅元餘利一百廿餘萬，厘金數十萬，拍賣公產百餘萬，合計八百餘萬。加以中央籌濟軍餉將及千萬。其以勒價收入定為每元四十餘串之錢票，而發出定為每元十五串之錢票，利尤倍蓰。
“執事之軍不過四萬餘，以收入二千餘萬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個月軍需？殘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斬，錢多為害，非為福也。……軍人言行以信為本，執事自問所辦事實，與電紙上之打官話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礦利賣與英商之合同，證據確鑿，而執事電部尚不承認。……”
張敬堯曾把湖南教育經費削減了大半，後來還規定發經費時，要搭發貶了值的裕湘銀行紙幣，但各校都必須以十足收據來領款。
裕湘銀行是張敬堯設立的一家官僚資本銀行，濫發紙幣。
到了最後，張敬堯索性把教育經費提充軍餉，兼飽私囊。湖南各校校長被迫借債度日。
長沙市學校，大多用於駐兵，教職員和學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檢查。學校退縮在校內的一塊小地方上課，課堂又兼宿舍又是飯堂、學校校具和儀器圖書都受到嚴重破壞，有的門窗地板也被拆下來作柴薪。
甲種工業學校原有機械實習場一所，供學生實習之用。張敬堯下令將工場機器並入陸軍工場，用鍋爐煎熬鴉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間，上海和會討論撤換湖南督軍問題時，張敬堯命令長沙縣知事稽炳元邀請各校校長到督軍署舉行聯席會議，要挾他們簽名通電挽留督軍為發放教育經費的交換條件。
各校校長不願出賣人格，拒絕簽名，有的逃往省外。張敬堯為之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他誣指明德學校校長胡元倓為譚延闓黨，園南女校校長朱劍帆為社會黨。
楚怡學校校長陳潤霖兼任教育會會長，不肯受軍閥的利用，張敬堯就派他的兒子，第五團團長張繼忠帶兵包圍楚怡學校將陳趕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長沙全城的教職員因無法維持生活，提出總辭職。這一期間，全國各省市罷課運動都是因外交問題而起，都是由學生發動，長沙罷課則因積欠教育經費而起，由教職員發動，成為罷課運動中的一個特例。
湖南學聯兩度被解散，但暗中仍有活動。停課時期，學生從事抵製日貨運動。
十二月二日，長沙學生在教育會焚毀多日以來所查獲的日貨。張敬堯竟派其弟四帥張敬湯帶兵前來，指揮兵士痛毆學生，學生身受重傷者達數十人。
徐慶譽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繩縛起來，並拍攝照片，揚言即予槍斃。
張敬湯當場大罵學生受了熊希齡等人指使，竟敢乾涉商人營業，破壞中日邦交，今後如敢再犯，當以土匪論罪。
此後張敬堯更加變本加厲，指使兵士當街毆打學生，使得長沙的學生們不敢上街，不敢上學。
十二月六日，長沙初等以上學校宣布全體散學，包括教會所辦的雅禮大學。隻有兩個教會女學藝芳和福湘兩校繼續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