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閣下的《環球旅行記》裡關於中國的記載似乎有所欠缺，但對比商人們的那一張充斥著謊言的嘴，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喬治·安森，英國皇家海軍繼弗朗西斯·德雷克之後第二個環球航行的艦長。他的戰船“百夫長”號是進入中國水域的第一艘英國艦船。
據傳聞，安森和他的戰艦本來六艘，進到太平洋的時候就隻剩下一艘了西曆1743年抵達菲律賓附近海域。在這裡，他指揮“百夫長”號俘獲了一艘西班牙運送財寶的大帆船，然後將這些財寶運到中國廣東拍賣，獲得40萬英鎊。但陳鳴覺得這消息很荒誕。
40萬英鎊是什麼概念？依照三十年前的銀價，那至少是一百五十萬兩平庫銀。
當然陳鳴對於安森的更重要的一個印象就是他那本書。
隨著西力東漸，中國長期擁有的光環消退了，尤其是在英國這個崛起的到過。西曆1719年，英國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魯濱遜漂流記》續篇。笛福並沒有來到過中國，可他筆下的魯濱遜來到了中國，感到中國人“無知又肮臟”，“而且又組織得不好”，他們的航海、貿易和農業“很不健全”，知識與科學技術“相當落後”。隨後不久，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其西曆1748年出版的《環球旅行記》中又向歐洲展示了一個“欺詐、貧困、墮落、愚昧無知又冥頑不化”的中國形象。很快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他的巨著《論法的精神》中，對中國這個“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的“帝國”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中國的原則是“恐怖”，“隻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中國人“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他們“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他甚至說“在中國，欺騙是準許的。”
反正怎麼說呢？
英國人現在正是一隻圍著大象打轉的雄獅。這頭大象正在病中，可他的外表依舊強健有力，但是獅子就是不怕這種強健的外表，這頭雄獅經對大象的畏懼之心正在一點點消退。什麼時候大象病的走不動了，或是這頭獅子已經徹底忘掉了畏懼，那就是獅子撲上來的時候。
原時空曆史，二十年後的英國人還會派出使者來訪問中國。
兩三年後，斯當東出版了《英使謁見乾隆記》。他以馬嘎爾尼使團在華經曆為“根據”，向歐洲展示了一個“幾百年或上千年都沒有進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書中，中國“商人欺騙，農民偷盜，官吏敲詐勒索他人錢財”，說的就好像歐洲商人多麼正直，歐洲官場多麼清廉公正一樣。然後就是黑格爾，陳鳴已經記不得黑格爾說過什麼了，比起德國英國對中國的創傷更大，當初馬嘎爾尼使團來訪也具有更多地記載，一般小民誰關心一個黑格爾啊。
然後中國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一具塗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為了西方世界汙蔑與嘲諷的對象。隨後發生的兩次阿片戰爭似乎也為此找到了注腳。
這是一股浩蕩的洪流。
在陳鳴看來這就是約翰牛，乃至歐洲人在向著世界寶座攀登的時候，精神上的一次‘偉大’的勝利。
不管實質是真的是假的，他們——發達強盛的西歐——合力掀翻了中國這個長久以來壓在他們心中的大山。後者在歐洲就是財富的象征，中國熱的流行又讓‘文明、富饒、強大’的形象一層層的加持到中國身上，在奧斯曼帝國沒落以後，在莫臥兒帝國逐漸被英國人攥在手心之後，中國就是他們需要攻克的最後一個堡壘。
這次勝利讓白種人在精神上站到了整個世界的巔峰，他們蹂躪著黑人，俯視著黃人。
“那麼現在……，中國的形象又在英國社會發生改變了嗎？”陳鳴好奇的問道。他手下的軍隊跟歐洲人可沒發生過戰爭，葡萄牙人可不算數。
“是的，尊貴的太子殿下。”牛頓很正色的說道“您和您所代表的漢王朝，表現出了遠超過韃靼人的清王朝的開放自由精神。從您在歐洲的那些舉動來看，我感覺到了一種澎湃的生氣。
不同於清王朝的頑固、自大，您的身上散發出的是容納一切，包裹大海的氣度。這很可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東西方的交流與融合，在您的手中再度開啟。
作為一名曆史學者，近距離的觀看這一切，是我抗拒不了的誘惑。”
陳鳴對這些半點則不感興趣，毛的曆史見證者，他更希望聽一聽牛頓對於現在的中國的印象。
“廣州、上海、漢口，都是繁盛的貿易大口岸。強大的秩序統治著那裡的一切。”
欺詐、貧困、墮落、愚昧無知又冥頑不化，安森筆下的這些或許還有痕跡，但一樣的痕跡在倫敦同樣不可磨滅。墮落而又愚昧無知的靈魂，漂浮在整個倫敦城的上空。
笛福說中國缺乏組織力，可這個形容太空泛了。在牛頓的眼中的中國恰恰相反，中國沿海的貿易城市比倫敦整潔、安全，這裡看不到諸多的乞討者，倒是能看到一個個穿著紅馬甲的執法者。任何人都有著自己位置，有著自己的工作。
如果沒有這些執法隊存在，廣州、上海和現在的漢口可能會像倫敦一樣肮臟，一樣遍布著乞丐，到處是遊蕩的欺詐者和罪犯，甚至比倫敦更加墮落。可當一道強有力的秩序在中國蔓延開來以後，一切就都改變了。
在廣州、上海和漢口，走馬觀花的牛頓還不到太多的東西，卻深深地認識到了那股強大無匹的秩序。它統治著城市的一切，統治著任何一個角落！
而現在，這個秩序的締造者就坐在他的麵前。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確實是一個‘zuan製的國家’，老百姓頭上的確有一根棒子。但絕不是隻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中國人更不是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
“秩序不是暴力的棍棒。”牛頓不是法學家，但他也有最基本的判斷。任何一個漢學家都清楚中國的君主‘zuan製’與西方整體巨大的不同。
俄羅斯的沙皇在整個歐洲君主大家庭中都是有數的強力人物，可他的權利遠遠不能同中國君主的皇權媲美。
在中國，在東方，君主主宰一切！
君權分散的歐洲國家根本無法想象東方君主集權製下帝王與官府的威隆。不然怎麼叫官本位社會呢。
陳鳴沒讀過《論法的精神》，對於孟德斯鳩也沒啥感官，雖然他把中國攻擊的夠嗆，但屁股不一樣，陳鳴也不至於因為這點就徹底的否決他。但孟德斯鳩如果能活到三十年後，陳鳴願意把他請到中國來，讓他看一看那個時候的中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