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過去七年的稅改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可以發現在博弈的過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勳貴、官僚，還是地主商賈，都一直處在妥協的地位。
朝廷進一步，他們擋一下，擋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複，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團退至妥協的底線。
那幾乎是一種“社會意識”，由大漢勳貴、官僚、地主階級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皇帝要進行改革，朝廷要改變稅製，他們阻止不了，也沒想著完全阻止，否則就太小覷當前帝國體製對於皇帝權威的加成，但同樣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麼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說了算了。
在費儘心思、千方百計與新政的拉扯對抗中，那份“底線”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了。以土地作為稅製標準，以土地數量區分稅額等級，這些都沒問題，但是，既得利益者們願意曝光多少土地，將之“分”給族民、扈從、佃戶，又願意把多少土地登記在官府的籍冊上，卻得有個討論的空間。
而朝廷若想著全貪全占，讓大夥把家底都露出來，那就觸及大夥的“底線”了，也必然引發反抗。當然，在進行試點改革的時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點，但有個前提，那就是徹底把權貴、地主“打倒”，“壓服”，就這，也引發了諸多爭議與混亂。
朝廷可以在一縣，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麵丈量，但絕不可能鋪開到全國範圍內，那根本做不到，畢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國的根基（勳貴、官僚）給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實上，當初選擇京畿、河南作為試點，從後麵的發展來看，就不是一個最恰當的選擇，無他，阻力太大了。想著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著從硬骨頭開啃，結果證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駕崩之前，各地對於稅改的反擊就已經開始了，當然，也是怕世祖皇帝發飆，掀桌子殺人，還算克製。
但在那三兩年，各種因為稅改產生的問題，如紙片一般飛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諸相案頭，甚至進入皇帝與太子的視野。
雖然針對性很強，但人家也不是無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確有其事，但爭議歸爭議，反對歸反對，整體上還算在“規則”之內。
但自世祖皇帝駕崩之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更準確得來說，是在劉暘登基後的半年裡，情況變了，上上下下，自內而外，矛盾升級，衝突加劇。
地方上，屢屢傳出因為對土地清丈結果不滿，導致的騷亂，民與民之間，村與村之間。在稅製內容上，山地、丘陵問題，肥田、瘠田問題，水田、旱田問題，凡此種種，都引發民間的衝突與騷亂，各地官府也是頭疼不已。
同時，官吏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的囫圇吞棗，敷衍了事；前任一個做法，繼任者又一個做法；地方官僚對稅改大權的爭奪；改職吏與地方官僚借稅改名義，對政敵進行打擊報複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
當然，一些改革派、稅改官本身無能甚至貪婪不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並且被人抓住痛腳，狠狠攻訐。
還有一些人，從改革派變成中間派，從銳意進取，變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陣營，開始以豐富的改製經驗去反對改製，攻擊那些失誤、缺陷之處。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勢力拉下水，不隻在改革上鬆手放縱，還沆瀣一氣，欺瞞朝廷。
而地方上的勢力，也開始卷土重來，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農，不隻要還主家的“借貸”，還要繳納新製下的正稅。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著原本的主佃分成來算，也就意味著，這部分新自耕農們，不隻在實際上保留著原本的佃戶身份與對地主的依附關係，還要在此基礎上，再向朝廷繳納一部分正稅，這就是新稅製帶來的改變。
很多底層百姓，做佃戶時，還能勉強度日，成為自耕農後，有了自己名義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這樣的情況，當然會引發不滿，甚至怨憤，而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導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稅改官吏，指向新稅製。
再多些壓迫的動作，再多一些挑唆，騷亂就產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時間內，河東、關內、劍南、兩淮、三江諸道，發生了上百次民亂。
尤其是江西道下屬的豐城縣，竟然發生上千亂民衝擊縣城，打破衙門，殺害官吏，形同造反。雖然迅速被鎮壓了，但影響極其惡劣，這可不是邊遠地區的蠻族少民作亂，而是漢人。上一次，還得是榆林之亂中的袁氏兄弟.....
而這些亂象，伴隨著各種聲音，層層上報，有如萬千涓涓細流，彙聚成河，聲勢滔天，直指新稅製。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幾分奏章中，已經有人建言，該廢除新弊製，恢複舊製，還天下以安寧了!
雖然隻是開個頭，但皇帝劉暘，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輕薄奏章背後，緊隨而來的濤濤聲浪，洶湧輿情，他即將麵對的或許也是鋪天蓋地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