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出身，兩代皇帝看重，賢名遠播，在朝卓爾不群，外放從鄭州知州始，一路升遷至於京畿副使，開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遷的大檻於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樣簡單。
當然，這一切都是基於李沆本身過硬的品乾，否則，以世祖與今上之用人，輪不到李沆爬這麼高。
另一方麵，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壯年派”，又同為天子舊人，把他們放在劍南，也足表皇帝與朝廷對川蜀的重視之意。
至於劉廷翰任劍南都指揮使，還另兼西南五道巡檢使，則是劉暘需要在軍事上有一個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彆的不提，劉廷翰資曆威望是綽綽有餘的，畢竟是擔任過樞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漢軍界，參與過乾祐北伐並立有赫赫戰功的人已經鳳毛麟角了，就連劉廷翰也是白發蒼蒼，願意重新出來做事，都是皇帝誠心邀請的結果。
而年近七旬的劉廷翰，還害怕他會對朝廷造成什麼危害嗎？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夠讓劉暘安心。
至於前都指揮使上官正，則以本職致仕，這還是念他在蜀亂之中平叛頗為賣力的情況下，否則，以他和王氏家族間緊密的交往關係，洛陽南市口那三百多顆人頭中未必沒有他.
當然，對於西南軍政的調整遠不止這三人三職，隻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劉暘，是決心要對西南進行一番大整治，大亂之後的恢複期，也實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操作環境。
牽一發而動全身，西南軍政的調整，折射到洛陽，呈現的則是朝堂上一場重大人事變革。
比如溫國公向德明，以堅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瓊成為新的兵部尚書，高瓊則調任西北五道巡檢使，檢查西北邊防情況。
向德明調任的背後，實則還另有隱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將之上調中樞是不利於劍南善後諸事的。隻是，由於他在劍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製的約束，尤其是嚴重乾涉軍事。
當然了，由於治世環境下地方主官具備的強大權威，各地一把手對於所在軍事多多少少是有影響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間的作為，還是過分觸發條製，這在世祖皇帝時期可是很犯忌諱的事情。
即便事急從權，但事後真要追究起來，定個逾製亂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當然劉暘不是那種不體諒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劍南局勢逐漸趨穩，立刻啟動了人事調整，兵部尚書以及物質賞賜足以慰勞其功，同時一個“救急使君”成為向德明劍南之任的評價似乎也恰到好處了。另外，朝廷在蜀亂平定的議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為平定蜀亂的軍事統帥楊延昭還朝之後，級彆上升了一級，任侍衛司副都指揮使，嗯，前邊提過，這實際上已是個虛職，掌權的是都虞侯。
這種明升暗貶的做法，或許有傷功臣之心，因此劉暘又給了大量錢財賞賜。也是楊延昭過於年輕，如今也才四十出頭，劉暘也不可能棄用這個知根知底的將帥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衛副帥的位置上待兩年，沉澱一番，自可承擔更重的職權與責任。
接替楊延昭擔任侍衛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揮使郭儀，至此，楊延昭、李繼隆、郭儀這三個世祖皇帝欽點的“三英”，正式開始成為大漢軍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楊業則順勢退居二線，掛著太師頭銜，在府中含飴弄孫，今後人們就得稱之為“楊太師”了。
而接替楊業的人，劉暘則選擇讓尚書右丞韓徽擔任，允文允武，資曆深厚的韓“橐相”，有足夠的手腕與資曆，同時，也是對趙匡義的一種製衡。在不斷完善監察體製，加強法製、都察係統權威的背景下，劉暘也不可能放一人獨掌大權。
與此同時，劉暘終於將張齊賢調任尚書右丞，同時兼任財政使，進一步加強朝堂上“帝黨”的實權。
至於前財政使張雍，則棲棲遑遑地以本職致仕，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鄉歸養，沒兩年，便鬱鬱而終。
作為開寶功臣中的一員，張雍落得這樣的結局，固然淒涼，然而這也不是毫無征兆的。川蜀發生那麼嚴重的禍亂，給官府和民間都造成了空前嚴重損失，必須得有人擔責。
西南那邊，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這邊，也必須有一個足份量的人，數來數去，隻有張雍了！也不需覺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確有不少是張雍親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斬了。
至此，大漢朝堂的權力格局又發生巨大變化，中書令劉曖、尚書令呂端、尚書左丞趙匡義、尚書右丞兼財政使張齊賢、樞密使曹彬、都察使韓徽、吏部尚書慕容德豐、兵部尚書向德明，當然，還有遊離於權力中心的趙王劉昉這個參知政事，由這些人，共同構建了大漢上層的權力中樞。
而與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則是，皇帝劉暘的權威更加鞏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徹底掌握屬於皇帝的話語權與主動權。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調整後不久，皇帝劉暘再下詔令，讓全國各道州自查“二倉”倉儲及稅庫情況，同時吏部、財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乾員趕赴各地協查。這一道政令，再度讓大漢官場風聲鶴唳，因為誰都知道這是為了什麼，這一關也不那麼好過。
還是在籌集平叛以及後續援蜀物資的過程中，朝廷發現，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無法按照朝廷調度需求來。問題嘛，當然出現地方對錢、糧兩項的挪用虧空，乃至盜取上。
於是借著這個機會，劉暘當然要開啟中樞對地方財政大權監管的改革，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彈，尤其重要。
同樣的，這個活仍舊不好乾，地方財政挪用虧空是很尋常的事情，如何解決，卻不是那麼容易了。
憑空讓地方變出錢糧把虧空補上，那當然不現實，因此，加強製度監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查一查舊賬，追一追那些蠹蟲的罪。
原本有人提議，給定期限，讓各地官府自填虧空，逾期不滿者，依法論處。這倒是簡單粗暴，但劉暘幾乎不假思索地否決了，經他判斷，這簡直是給各地官員又一項盤剝地方的名義，嘗歪那是必然的，大漢的百姓可是在折騰不起了。
原本在開寶末期，朝廷財政是平衡之中帶有一定虧空，等到蜀亂之後，從平亂到善後，加上固有的一係列大筆支出，大漢朝廷新一輪的財政拮據又到來了。
對此，劉暘選擇了“保守治療”，一方麵從宮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壓縮開支，一方麵則加大對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的打擊，再一方麵則加大外部資源的獲取了。
為此，劉暘甚至和南洋的諸侯國們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亂之中被俘的亂民，足有近三十萬，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殺也不可能，白養著又費錢糧，因此隻能暫貶於刑徒營服勞役。
而作為雍熙仁政之一，劉暘對刑徒營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於是對外輸出再度成為了一個綜合考量之下的選擇。
但是，要把三十萬人輸送到海外諸封國，那成本也太過高昂，便是國內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總需船隻。
於是，南洋封國王們“爽快”地表示，他們能承擔，用真金白銀，香料瑪瑙來換。當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銀照收，至於其他，則用南洋駐軍的軍費來抵償。
就這麼，一場對內外都有利的交易達成了，於朝廷而言，輸血的性質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去掉的麻煩，省掉的錢糧，就是賺的。
這似乎也開啟了大漢時代加速對外輸出的浪潮，畢竟，甭管你在帝國內部是罪臣還是叛賊，到了封國，都是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資源。
為此，劉旻、劉曄、劉文淵幾人，也向朝廷提出請求，最終，一番慎重考量後，給安西方向五萬人，劉文淵一萬，同樣，移民成本自己承擔。
甚至於，劉暘還專門給趙王劉昉的北庭國也送去了一萬多人，主動的，對於這個最特殊的弟弟，劉暘總是給予了一些特殊的關懷。而北庭國那裡，目前正由劉昉長子劉文共經營著。
精打細算，如履薄冰，也漸漸成為劉暘在整個雍熙時代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