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續的發展看，這絕對是大漢商業史上的一次“經典操作”，雖然並不是發生在南洋地區那般遠的地方，但依舊是對大漢幾十年拓殖運動的一次深刻詮釋。
就在此後三年的時間裡，安東東部蠻夷部族，被破家滅族者，達上百家，幾萬人淪為苦力，安東王府則趁勢以極小的代價，提高了對東部臨海地區的開拓度，安東國內的人口結構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而以安東貴族為核心，官商為羽翼，進一步統一了安東國內商品資源。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對境內夷部、乃至漢民的剝削上，隻是後者作為真國民，相對較輕罷了。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進一步提升對國內掌控力的同時，安東國內的階級矛盾也在加重，來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動也在不斷增加，但都在安東王劉文淵的強力或者說殘酷打擊下，灰飛煙滅，發展到後期，安東有許多世居當地的部族，徹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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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國內未來的風雲暫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來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斷南來的同時，從春夏之際自南麵北來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備好貨物後，也陸續拔錨起航，準備順著季風踏上回歸的旅途。
這些商船之中，除了漢人之外，以南洋封國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於曾經也算南洋航線上主角的土著商隊，也在大漢對南洋諸島的分封過程中成為了過去式，要麼成為漢族的附庸，要麼直接破滅，或者淪為海盜。
最值一提的，或許還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發生了殘酷的“廣州之變”，但在幾年後的雍熙朝，他們又陸陸續續地從金洲海峽穿過，經良平港周轉北上，到大漢本土來做生意。
沒辦法，利益的誘惑實在不淺，精美的絲綢、瓷器，暢銷的茶葉，隻要拉回去，就能行銷整個中西方世界，賺取海量的利潤。
因此，不管大漢在宗教政策上有多嚴格，對外來宗教態度有多惡劣，他們還是劈波斬浪地來了。
最多，到東方之後，去掉頭飾，藏起信仰，對於跑船的大食商人來說，還是金錢與利益更親切些。更何況，那位傳說中的掌握著世間生死偉力的“暴君”已經駕崩了，新繼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於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過，千帆競渡的場麵雖然壯觀，對於初抵上海縣，還未理清頭緒的曹永一行人來說，卻來不及觀賞了。
他們幾乎迷失在這座崛起時間並不長的商業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種鄉巴佬進城的錯覺，要知道，他們可是來自京畿，在見多識廣方麵，是絕對自信的。
當然，不管是城市規模還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時的上海縣所能比的，隻不過這裡的商業氛圍實在太濃厚了，又不像東京那邊始終有政治強權在上麵壓著，這裡似乎才是大漢商人的天堂。
各種帆船是兩江（長江與鬆江）最好的裝飾，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導引船，貨物到港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辦理停泊及稅費登記，如螞蟻一般的力工搬卸著貨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處奔走，仿佛慢一秒就會丟掉生意一般。
沿鬆江兩岸鑲嵌著大大小小的碼頭，沒有一處停罷，岸邊是連排成片的各類建築，以磚石、磚木結構為主，看著既乾淨整齊，又結實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麼瞬間，曹永甚至產生了投身在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漢帝國竟然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是與威嚴京畿完全不一樣的壯觀。
當然，對於外鄉人尤其是第一次來的人來說，這種表麵的震撼與誘惑，就已經足夠了。
曹永等人運氣比較好，他們還“有幸”地見識了一場械鬥，就發生在鬆江南岸的甲字十六號碼頭上，一群頭纏紅巾、如匪如盜的漢子坐船闖了過來，手裡拿著武器，對碼頭上的力工見人就砍，逢人便殺。
十六號碼頭這邊也不甘示弱，很快便從倉場、貨船上跑出幾十個人過來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個凶狠。
雙方得有兩百來號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聞訊趕來的水兵、巡役的控製下停下爭鬥。然後，兵器被收繳，領頭的人被差役帶走，剩下的人則各自料理傷員.
這樣的血腥的械鬥，對於來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驚悚。都說江南水鄉，風花雪月，怎麼鬥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懷疑自己到了一個刁民遍地的偏遠之所
這樣的械鬥，顯然不是第一次，從水兵、差役那熟練的控場手段與高效的處置，以及周邊地方雖然關注，但習以為常的表情，就可窺一二了。
畢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後，曹永也就意識到了，就像京城裡一般，在那喧囂繁榮的背後，在朱門權貴目不斜視的陰溝暗角，有太多殘酷、罪惡的東西
而發生在鬆江大大小小的械鬥，除了碼頭上討生活的幫派勢力鬥爭，往大了講，甚至可以說是蘇、秀二州之間的角力。
鬆江流經蘇州，注入長江而入海，而下遊鬆江一段，正是蘇、秀二州的州界。
從海外貿易興起，到朝廷設立上海務，再到鬆江沿岸的大發展，利益越來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爭自然也越來越爭鬥。簡單地講，蘇、秀兩州都想將鬆江之利攬入自己懷裡，獨占其利。
秀州這邊認為，蘇州已有長江之利，不應該再貪圖鬆江，曾提出，要麼將鬆江下遊地北岸的土地劃到上海境，要麼蘇州不在北岸開辟商埠、碼頭.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盤，蘇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議兩州合並的，把秀州劃給蘇州。
這個建議，道司那邊當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邊就強烈反對，江南諸州，一個蘇州就已經很能打了，還要把秀州吞了，儘占兩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於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時候，矛盾隻會愈演愈烈，蘇、秀之爭便是如此，從水利、港口之利，後來又漸漸演變成產業之爭。
秀州棉產業的崛起，首先對蘇州的傳統紡織印染業產生巨大影響，另一方麵，蘇州的棉紡織水平也不低，產業也相當龐大，同樣有大量商民壓在上邊，你秀州要做江南棉業中心，蘇州豈能坐視不理。
而這種爭鬥，當然不可能停留於口頭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個官府意誌，兩股商業意誌，相互角力，陰謀詭計，明槍暗箭，是層出不絕，演變到最後，在沿鬆江一線，上千人的械鬥都發生過。
一直到當年壽國公李少遊到任金陵，又爆發了一場械鬥，蘇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燒毀人家的棉場，造成了大量死傷。李少遊在了解前後情況後，立刻介入，對兩州從官場到商場之爭進行調停。
李少遊並沒有直接進行利益劃分，而是讓雙方自己談，必須談出一個結果，他的威脅則直接針對兩州長官，談不攏，他們官帽子也就彆想保住了。
於是，在李少遊的強大壓力下，方才達成了一個“鬆江協議”，約定共享鬆江港口之利，同時雙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約束，禁止燒殺打造等惡意競爭手段等等。
簡單地講，這隻是一份“休戰協議”，不過，從那以後，那種毫無底線，影響產業發展的暴力競爭，是被禁止了，再也沒有發生。
但是，圍繞著鬆江的利用，在迎客、攬貨、稅收諸事上，各種衝突依舊存在，小規模的械鬥依舊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見識的發生在十六號碼頭上的廝殺，也隻是中等規模。
萬商雲集，車馬輻輳，繁榮而忙碌的鬆江河底，不知埋葬著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