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進入雍熙時代的大漢帝國，具備一種曆代帝國王朝都不具備的特性，而這份發源於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對大漢帝國的未來，乃至世界曆史的走向，帶去一種不確定性。未來的世界，至少在一個“漢統”籠罩下的亞洲世界，曆史的發展將更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漢帝國還發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輪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詔，要求諸道府州縣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對大漢人口數量做一個了解。
自從稅改完成之後，各地官府實則對人口數量如何，並不是那麼地在意，至少不那麼在意其數字了，畢竟收稅不再以人口作為依據。
因此，曾經即便不那麼準確，但始終有個譜的人口統計，也逐漸怠慢了。同時，在過去的十年中，大漢又爆發了一波嬰兒潮，就更給人口數量籠上了一層迷霧。
這甚至對大漢的戶籍製度造成了破壞，而戶籍製度對帝國的統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絕對不能放棄的一塊陣地。尤其在劉暘西巡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地方，戶籍製度已形同虛設，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鄉裡之間的土豪鄉紳，對本地的人口狀況，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譜，村有村單。
至於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鄉紳土豪們為何比官府還要積極，不言而喻。不會真以為，當官府克製了，底層的黔首賤民，就能卸下負擔，專心生產，幸福快樂地過日子？
有鑒於此，早在雍熙八年，關於全國人口統計製詔就正式發出，詔書中對人口統計的各項要求，清晰明確地標注其上。
這當然也是件繁瑣不易的事，但朝廷卻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雖然大漢幾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統治者眼裡，人口，尤其是甘於奴役的人口，才是最為寶貴的財富。
統計人口，也是清點帝國“財富”的一個過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調上，就能更有數了。另一方麵，就像當年世祖私訪羅山縣時，劉文渙與那愚民辯論的那般，上籍，也是對百姓權益的一種保護，尤其在不以人頭納稅的當下。
雖然對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狀一般很難告贏，但若籍上無名，那就鐵定告不贏
到雍熙九年秋，戶部已然就各地上報的數據，彙總得出了一個大概的數字。這個數字未必準確，但全國主客戶加起來，突破1億人，已然成為事實。
單從開寶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整體穩定的社會治安環境，突飛猛進的糧食產量，三代人的成長，共同催發了大漢帝國的這一場人口爆發。
而這個結果，讓劉暘吃驚之餘，還有深深的憂慮，這麼多人要養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還有各大封國，也是從雍熙九年開始，大漢對外移民經商再不設任何阻礙，甚至采取鼓勵的態度與政策。
隻不過，還是老問題，沒有多少百姓願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誰願意到外邊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麼能讓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樣，雍熙時代的大漢帝國，已經逐漸攀上千年以來封建帝國的巔峰，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到雍熙九年，大漢帝國上層權力格局又發生了一次巨大變化，這個巨大體現在尚書令的更替。
呂端，這個從開寶年起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時候距離他卸任尚書令不過半月。
對於呂端這樣的老臣，後事自然操辦得風光，身後名也極儘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關心呂端留下的權力空白。
比當初在樞密使人選上的處置還要果決，劉暘直接任命了新尚書令：張齊賢。
至此，張齊賢這個當年於洛陽攔駕“畫地獻策”的寒門士子，得以將所有功臣勳貴擠在身後，登上人臣的巔峰位置，也成全了與劉暘之間的一段“君臣佳話”。
當然，這份成就來之不易，僅從時間上，就花費了近四十年的時間。同時，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業業、吃苦受罪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飛猛進”。
從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書右丞、財政使，最後登頂尚書令，這三級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時間內完成的，這等際遇，實在難以複製。
旁人不提，就說呂端吧，他可是在中樞當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為首相。宰臣與首相之間，往往是同殿議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沒有過於的懸殊，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有時候真就是一道天塹。
張齊賢任相，也必然牽扯到朝廷一係列的人事變化，尤其是財政使這個實權重職，毫無疑問乃是帝黨，劉暘選擇了李沆，以其撫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則是一個幾乎被大漢上層遺忘的人，呂蒙正。當年“倒王風波”對他仕途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不過，作為皇帝的劉暘沒有忘記他，因此，他就還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齡，成為一道封疆，還是劍南道。
至此，曾經風華正茂的“三傑”，都成為了皓首蒼髯的老臣，也成為大漢政壇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斷變化的同時，河內公韓通、平原公孫立、真定侯曹彬、陽邑侯張永德、馬邑侯黨進、洪江侯秦再雄、高陽伯劉廷翰、東陽伯李重進等一係列世祖時代的功勳老臣、風雲人物，陸續辭世。
伴隨著這一乾功臣老貴的故去，屬於世祖皇帝的痕跡進一步淡化，曾經那個時代，也徹底遠去，僅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記憶中，留存於史官文人的筆鋒之下。
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最近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舊臣自居了，即便是楊業，平日裡也隻是在家中，自個兒默默追懷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