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見，甚至已經拿得出一些數據進行佐證。比如，帝國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項稅收，綜合折合銅錢已計9150萬貫，說不準未來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億去了。
在這九千多萬貫的稅入中，金銀銅幣錢已經超過一半了，各類糧穀絹帛實物依舊是重要稅收載體，隨著幣錢比例的提高，甚至引發了許多保守官僚的擔憂，畢竟比起金銀銅錢，還是實實在在的穀物絹帛，更能安人心，同時，各地官倉、義倉都需要填補，朝廷行政在實物的調用上需求同樣很高。
同時，商稅比例也在進一提升，除了占據大頭的城鎮市稅外，江海陸諸口岸關稅的稅額，已是顯著提高。僅五大海關，當年稅入便高達八百萬貫，當然這是建立在日益繁榮的海外貿易基礎上，劉姓封國以及各大貴族在海外幾十年拓殖發展成果已經開始真正兌現。
到了建隆時代，大漢國對外貿易，除了高麗、日本這種傳統往來貿易夥伴之外，主要就是環繞於帝國周邊的劉氏封國了。當然，與天竺、大食地區的貿易依舊在持續，但規模卻在日益萎縮，尤其是後者。
原因是多方麵的，漢文明與ysl文明之間的劇烈衝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陸上玩命搏殺、海上熱情貿易」這種事情的的確確發生著，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麵的限製也
是實實在在的。
另一方麵則是，南洋那些掌握著東西進出航道的封國們，從事實上在帝國與西方貿易的過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們雖然沒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國本土去進行貿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獲得所需商品之後，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於大食地區戰爭頻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嚴重影響到了漢人與歐洲人的貿易，從這一時期開始，兩個地區都萌發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蠻擴張的南洋，甚至有些貴族與商人提出，該派軍登陸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國，把那阿拔斯帝國給滅了，把ysl世界給掀翻，徹底打通貿易商途，這樣才更有利將大漢的絲綢、瓷器、茶葉、棉布行銷世界......
當然，到目前為止，這也隻是一種聲音罷了，一種在南洋拓殖運動過程中被激發出的貪婪的擴張欲望。想要付諸行動，還有很多現實難關與條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國」（梁孝王劉曉一脈，因其生前無後，由魯王劉曖子過繼承襲）的一些海商，已經在組織船隊，打算沿著非洲大陸繼續向南探索。
......
雖然帝國內部上下，依舊有許多問題存在，但從整體上，依舊呈現出一個「昌隆盛世」的氣象，就和當年太宗在位時期那般，進入建隆二年後，朝中就已經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說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對此事，劉文濟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認，理所應當地接受，盛世哪裡是那麼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飭國政過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難與阻力，讓劉文濟不敢有絲毫的掉以輕心。
同時，親曆了整個雍熙時代的劉文濟，可太清楚太宗時期的政風民情是怎樣一種情況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還差得遠。
彆的不提，就太宗時期的優良政風，至今猶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肅貪來說，規矩依舊是那套沿襲至太宗的規矩，監察執法上也給予了強力支持，但貪腐之風，依舊不絕，此起彼伏。
天下的貪官墨吏們就像是在和劉文濟打遊擊，沒抓現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來，都是藏汙納垢。有些人，甚至連裝都不想裝一下，幾乎是明明白白告訴劉文濟：當官，可以；廉潔，不行。
至於節儉方麵，也是如此，劉文濟在紫微城中大幅削減宮廷用度，把康宗時期增加的宮人內侍規模壓縮，將一應奢玩之物廢棄......
皇帝在宮廷內過著「普通」日子，宮外的權貴們，卻大多奢靡依舊，攀比依舊，完全沒有太宗時期的覺悟。說到底，還對當今天子缺乏最真誠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功臣老貴之家，讓你當皇帝也就罷了，還能管大夥怎麼吃喝拉撒？
也就是在劉文濟把平陽公主駙馬朱騂處置後，那些人方才收斂了一些。平陽公主劉霏，太宗嫡女，駙馬朱騂於建隆元年因為奢侈無度、治家昏亂、逾製亂法，被劉文濟流放燕山北道十年。
這顯然是隻雞，但讓劉文濟糟心的是，此事過後，就有傳言說，皇帝是為了持續打擊慕容皇太後。到了建隆時期，基本幽居慈明殿的慕容太後，已是孤身一人，在朝慕容家族也多受排擠，一些老貴對此，多心生憐憫。而皇帝連自家姊妹，連慕容太後唯一的親人平陽公主都不放過，何談仁德孝義？
因此，帝國狀況在不斷改善，國家發展在持續向好，但皇帝劉文濟麵臨的各種壓力與煩憂，也在不斷積累。劉文濟選擇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觀察政情，檢查整頓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裡邊。
還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訓，追效太宗之遺風，出巡規模很小，整個行營所有人員加起來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還是隨駕禁軍衛士。其餘人
員，除了少部分內侍之外，都是從中樞各部司衙門抽調的能臣乾吏，至於宰相，則由王欽若、丁謂二人隨行。
丁謂，時任都察使，財政使向敏中當年因病致仕，導致政事堂人員發生重大變化，一番角力之後，時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謂被迅速上調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於出巡目的地，選擇東南地區，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裡是帝國高速發展的經濟重心、財稅重地，更為最重要的是，劉文濟潛龍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待在上海、金陵，對他個人而言，具備特殊感情，是積累政治資本的地方，意義重大，也有些「衣錦還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