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黑麥的引進與成功鋪開，以劉文淵軍國化的統治，安東早就出問題了。但即便如此，安東內部的階級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劉煦統治時，也要尖銳得多，在內政治理、陰陽調和的能力上，劉文淵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點。
但就是這樣，安東國這兩百多萬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夠比的。其中有一個最為關鍵因素，安東有半數以上的人口，都是漢族，其他蠻夷部族，也有長久的馴化，宗教信仰上也沒有那種非我即敵的矛盾。
當然，在劉文淵時代，安東國對關內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著一個超過人口自然增長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總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隻不過大多需要踐踏道德底線與法律準繩。而在南洋航線上不絕如縷的那樁黑色買賣，安東國怎麼可能置身事外呢？
並且，由於距離較近，風險更低，很多從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終目的地就是安東國，而安東官府，在這方麵也並不吝嗇。此番，安東事發，也正因這項產業。
而通往安東的路線，也有許多，海運、河運、陸運，可謂渠道眾多，條條直通。不過，曾會這個安東國的“掃把星”，從率賓府開始，就著力打擊此事，等他掌握遼東道，對邊境地帶進行一係列嚴厲整頓與打擊後，通往安東的黑色產業方才消沉下來。即便宗藩大會後，從朝廷上層放寬了移民限製，但遼東道這邊，始終執行著曾會的高壓政策。
這也導致安東國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長上，幾乎陷入停滯，因此，過去的這些年，對曾會深惡痛絕的除了安東國那邊之外，就是遊弋在安東、遼東邊界那些從事黑灰產業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對堂堂封疆的刺殺行動都搞過，但實在拿他沒辦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會以近古稀之高齡在遼東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對曾會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著他高升到京城去當宰相
不過，安東“移民生意”事發，卻不在遼東，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時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將事情捅了出來，直達天聽。
首先，夏竦在津海關逮捕了十幾名大大小從事“勞力輸出”的商人，經過拷問，一條打著“移民”旗號，而實際進行人口買賣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麵紗，將其黑惡的真相暴露出來。
夏竦除了將案件偵辦經過，詳詳細細地稟報之外，還給皇帝劉文濟上了一道情緒激切、措辭嚴厲的諫章，儘陳人口買賣於國於民之大弊，請求朝廷嚴加整飭，天地一片澄清，還黎民一個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欽若向皇帝推薦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幾年湖北持續的水災中，因賑救得力受到提拔，累進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個大事情。
關於“移民生意”的問題，不管從道德上還是法律上，都是該嚴厲譴責與打壓的。而哪怕從統治利益的角度來看，對朝廷中樞來說，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國人口的膨脹與爆發，的確在“活人”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一直以來，土地都是國人眼中最重要的財產財富，畢竟是指著活命的根本的東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勞力的經營與耕耘，方能產生財富。而這一切，最終還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壯年上。雖然帝國在稅製的改革上，基本實現了以土地作為納稅依據，並且在三十多年後已經深入人心，但事實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稅務的收取上，仍舊免不了“以人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發上。
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他們對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視，朝廷需要的產出、稅收與徭役，都需要黎民的雙手來創造。
哪怕是那些權貴與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樣是有覺悟的，民力即財力，哪怕為了他們擁有的千頃良田、萬畝沃土，哪怕為了當人上人，為了足夠的下民給他們剝削，都不可能對帝國人口的流失熟視無睹。嚴格地講，這涉及到階級利益，這也是帝國權貴、地主階級與海外封國統治階級的矛盾衝突之一。
一直以來，帝國在人口輸出上，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也有兩方麵的原因。其一自是從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國策，彆的不提，大漢帝室在這方麵為海陸封國頂住了巨大壓力，絕不虧欠他們；
二則是，在世祖的推動之下，有那麼一批在帝國內部掌握巨大影響力的權貴一起“下海”了，他們在海內外都擁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權力，他們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動與促進作用。
相比於這二者，圍繞著人口生意而誕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們也很難通過從中獲取的暴利來影響到帝國在相關政策上的決議，頂多將一些官僚拉下水，乾一些權錢交易的事。
不過，日積月累下，人口流失問題，已經逐漸發展成帝國之弊，尤其是從事“勞務輸出”貿易的黑色產業，這已經成為寄生在帝國龐大軀體上的一顆毒瘤。
宗藩大會後這兩三年間，有朝廷新約與國策作為指導，乾這個行當的商人，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被拉攏腐蝕的權貴也更多了。朝中有識之士，對此深為憂慮，一些地方官府，則已經行動起來，但沒有強權推動的情況下，效果並不顯著。
而對於這些問題，自皇帝劉文濟以下，廟堂之上的袞袞諸公，也未必沒有察覺，未必沒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著多重的顧慮。
夏竦做的，就是將此事徹底捅了出來，讓其再無遮掩，讓朝廷彆無選擇。當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惡劣性質與結果，夏竦還將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擺到了朝廷的台麵上。
根據那些商人的供述，他們是專跑安東路線的，同時，據他們所說，二十年間，從大漢各地往安東國輸送的人口絕對不下二十萬，他們在其中，隻占部分。
同時，安東國那邊的交易對象，也一一浮出水麵，不乏安東高層的權貴家族。更令人驚駭的，是安東官府那邊，“竟然”有官員專門負責此事，同樣也拉出了一串的安東官僚，這還隻是浮出水麵的冰山一角。
安東國啊，吃相太難看了！安東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對於安東，朝廷高層有一大批人，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充滿了忌憚與防備。這其中，除了基於帝國安全與穩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與延續了幾十年的“嫡長之爭”有關。
太宗劉暘與秦王劉煦這兩脈之間，雖然從未爆發過正式的關於帝位的鬥爭，但在暗處，這種角力不知發生了多少次，這是持續了幾十年的事情。
到了劉文濟、劉文淵他們這一代，顯然也延續了下來，並且安東王劉文淵三十年來在這方麵有很多動作都是不加掩飾的。
而朝廷對安東，又何嘗沒有防備與製約，從太宗時起，其餘封國在帝國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獨劉煦的秦王爵位已經旁落幾十年了。
至於劉文濟對曾會的大力提拔與任用，更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政治信號了，雙方之間，是有根本性矛盾的，並且，隨著安東國的羽翼豐滿，而愈顯尖銳。
當夏竦借“移民案”把安東國扯出來，樹為靶子的時候，朝廷內部那些早就看安東不順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們，又怎能不瞄準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