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宮廷國家，製度完備，規矩森嚴，然而在這些條條框框之下，逾製亂法的人與事也是數不勝數，在沒有定論之前，出現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隨著海陸之間宗藩交流的日益頻繁，朝廷與各大封國的往來聯係已成為帝國朝廷為政治國不可或缺的一個課題，但實事求是地講，南北封國以及王國之下的那些“公國”、“侯國”，隻是圍繞著中央帝國這顆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國想要持續發光發熱，還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國事務，於帝國中樞而言，隻是小節，根本永遠在帝國內部，在政治政策，在億萬子民。
而有一說一，帝國朝廷自皇帝以下，其關注的重心永遠在大漢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區）、數百州府、上千縣鎮，國家秩序之運轉、權力之鬥爭、利益之分割，都是圍繞著“傳統”漢土而展開的。
從建隆八年開始，大漢帝國基本可以說來到了他最美好的時刻，最巔峰的狀態，從政治、軍事、經濟、民生、思想、製度等各方麵綜合權衡，這是他最強盛的一個階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這十年，如果從國家的治理改革方麵，劉文濟並沒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國的發展已然進入一個瓶頸期，即便有封國的刺激，依舊很難有新的變化。
而為帝國定下基調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麵，世祖、太宗皇帝實則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留給劉文濟的，隻是在既有框架體製之下，進行一些適宜的修改匡正，維持帝國的健康有序發展罷了。
這份維持，固然沒有那麼轟轟烈烈、波瀾壯闊，但在尺度與分寸的把握上，是極考驗一個皇帝的成色與火候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而劉文濟也正是以繼承者與捍衛者的身份，用這種小火慢燉的辦法，漸漸熬製出一個巔峰的帝國皇朝。
十年間，在治國上，劉文濟主要在很多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首先在人才選拔上，一大批優秀才俊，被發掘出來，並逐步走上帝國政治舞台的中心，這些都是在劉文濟治國指導思想下冒頭的才學之士，深深烙印著屬於他的印記，是維護劉文濟統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舉蔡齊、晏殊、範仲淹等臣為開端，繼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鮮血液進入大漢官場。
老一輩宰相李沆、呂蒙正等人期待的，屬於文人（臣）的春天，終於到來了，在帝國建立八十年後，屬於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第一次從場麵上蓋過了勳貴。
地方上，劉文濟關於吏政學校的嘗試，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婁江學院就不說，三十年的時間下來，那已經是東南諸道司最主要的吏職人才來源，在婁江學院總院之外，於諸道道治城市還建立分校。
與此同時，劉文濟又在長安、成都、長沙分彆設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學校，模式如出一轍，將“專吏專才”的理念進一步推行下去。
雖然很難有準確的官方統計，但建隆時代的帝國官僚階級，其整體素質是向上提升的，同時馭民能力與犯罪手段也在不斷升級。
同時，能走上高位的人，還得是一些“全才”，要麼就是背景深厚。而隨著基礎吏員數量與質量的提升，“吏轉官”這一條仕途路徑，也在不知覺間，打通了許多關節，並不像過去那般困難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皇帝劉文濟所倡導落實的吏政學校，並不可能太純粹，其中貴族也好、庶族也罷，那些勢力群體，都在往裡伸手，施加影響力，上下對權力利益的爭鬥比拚，轉移了一部分戰場罷了。
這同樣也是一種妥協的結果，沒有權貴階級的參與及支撐，所謂吏政學校，根本辦不起來，也推廣不管，就是劉文濟自己在早年都隻是“權貴”。
在吏政治學校於全國範圍內全麵開花之時，坐落在京畿的帝國政法大學堂，毫無疑問是所有學校之魁，從中誕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的時候，劉文濟的吏政學校製度，一方麵在加速這個過程，另一方麵也在事實上給了天下寒門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並沒有完全關閉，即便這條通道在不斷狹窄化。
這個過程中，庶族官僚群體在壯大，學閥勢力也在壯大，同時地域之間的歧視與黨爭也不可避免抬頭。勳貴官僚，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蟄伏後，同樣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頭了，石元孫（石守信之孫）、張文蔚（張永德之孫）、李光輔（李筠曾孫）等，而他們憑借著祖輩的積累，迅速躋身高位。
文官選材越發熱鬨的同時，軍事院校也在劉文濟的推動下得到了極大發展，堪稱是突破性。帝國的“中央軍校”源遠流長，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時期的奉宸營，但嚴格地進行專業分科，卻是在建隆時期，即便隻分了步兵、騎兵、輜重、工兵、炮兵五大類，這也是帝國軍事曆史上的一重大變革，這是裡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東西京的兩座“皇家軍校”，在東南西北諸方的核心城市，附屬的軍事指揮院校，也同步展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軍事學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國軍隊，剩下一半，名義上自社會上征募，但其中絕大部分，都被軍功貴族及將門子弟包圓了，若非劉文濟劃定了一個“10%”的紅線，有誌從軍的普通人家是很難通過軍校這一條路實現出人頭地的抱負，更遑論階級躍升了。
比起文官係統，軍事係統總歸是天翻地覆的差彆的，其封閉性、傳統性與保守性是極其頑固的，在和平年代，這是個跟需拚資曆與背景的地方，能力隻是一個基礎。
當然，一定程度上這也保證了帝國軍隊的穩定，方便朝廷掌控，雖然是與勳貴共掌其權。但即便如此，依舊有一批庶族將領，在這十年內於軍中抬頭，比如種世衡、狄青，尤其後者，可是徹徹底底從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為大將，入得天子耳，上得黃金堂。
人才的選拔任用之外，劉文濟最大的精力，則在財稅上，通過對鹽務改革以及土地整頓來實現。這兩件事情都不好辦，尤其是後者，劉文濟是用了足足十年時間方才梳理出個結果，初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