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慣性這種東西同樣存在於帝國中樞，朝廷一開始也沒有太過重視，畢竟滇黔地區的騷亂，又何嘗真正平息過，蠻亂而已，鬨一鬨，也就消停了。
當然對於殺掠漢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給張士遜麵子，於是朝廷給滇黔二道衙司下達了一份措辭相對嚴厲的敦促令，要求二道嚴加約束整頓，還民治安。同時，又給二道土司們降了一道製書，要求他們配合大漢官府，維穩滇黔，迅速恢複地區安定。
這樣的舉措，若是發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平心而論，到建隆時代，西南這些山高皇帝遠的土司們，早就對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當朝廷製書下達時，響應的土司很少，或者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朝廷來乾預，安穩過日子的依舊安穩，互相攻伐的依舊打得火熱。
而地方官府與駐軍，卻不敢不把朝廷製令當回事，還是大舉出動，重拳出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賊，一心維穩的，還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軍，卻趁著這個機會大肆殺戮掠奪蠻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亂的到來，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難定、蠻亂漸劇，朝廷也慢慢重視起來，對兩道官府維穩不力，甚至瀆職懈怠、陽奉陰違的行為，劉文濟更覺憤怒。
於是，從建隆五年到八年，劉文濟對滇黔二道從政治到軍事進行了頻繁的整飭，但是，這種整頓給西南軍政帶來了劇烈陣痛，也導致原本秩序的進一步失控。
最大的亂事，也就發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寧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資、王弄山）聯合舉旗反漢起始。
這場叛亂，起初獲得雲南道司重視的原因，隻因為教合三部乃是獲得朝廷冊封的世襲土司，這種背叛與挑釁，可比一般蠻亂的性質要嚴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亂事發生後，最寧州的守軍便迅速出擊，意圖剿滅亂事於萌芽，然後，竟然被三部叛軍打了個全軍覆沒，最寧州由此失陷，亂事也由雲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廣泛的地區擴散。
與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義不同，當年雖然遍地烽煙，義軍紮堆，但從頭到尾都是以劍南叛軍為主，有王小波、李順這兩個起義軍領袖。
而發生在滇黔的叛亂，持續的時間更長，但並沒有達成了一個聯盟，沒有形成統一指揮，似乎就是大夥都對漢人、對大漢朝廷的統治不滿了，於是有人牽頭反漢了，於是就跟著舉起叛旗，或者從中渾水摸魚，借著混亂擴張勢力，在反漢的同時，相互之間依舊沒有停止互戕吞並的行為.
但就是在這樣一場堪稱魔幻的“叛亂”中，叛亂的規模與範圍卻在整個建隆九年裡都呈現擴大的趨勢，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亂最盛時，滇黔二道，半數以上的地區都有土司或蠻部叛亂。
而作為叛亂策源地雲南，幾乎全部淪陷在叛軍的烽火中，即便官軍憑借著強大實力，始終保持著一個強勢地位，但在處處烽火的局麵下，在平亂事宜上，依舊顯得被動。往往是一亂平，一亂又起，此起彼伏，治亂反複，官軍也不免疲於奔命。
出現這樣的局麵，除了叛軍充分發揮其“地頭蛇”的屬性之外，還因為，同樣有諸多漢人豪強，也按捺不住，意圖火中取栗。同時，許多飽受官府及土司壓榨的下層漢、蠻民，也各自裹聚謀亂。
於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幾乎整個雲南道，亂成了一鍋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