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隨著財政司鹽鐵政策調整，來自以吳、魯二國為主的海外食鹽，得以光明正大地通過幾大海關，堂而皇之地進入帝國本土市場。
當然了，在鹽鐵司外事部門的嚴格監管之下，同時，比起沿海走私，風險更小，規模更大。雖然因為產量、質量的緣故，很難成為市場主流，但是價格便宜啊。
外鹽的輸入，實則也是對帝國根深蒂固的“鹽貴”、“鹽商”、“鹽幫”勢力的一種衝擊。同時，市麵上供應多了，鹽價也迎來三十年間第一次下降。
正統二十一年的上海鹽價，鬥鹽僅71文，這水平，都快趕得上世祖開寶時期“鹽改”上漲後的價格了。而上海鹽價最高的時候，曾一度攀至鬥鹽108文，極大地影響了城市士民的生產生活。
然而，由於資源的集中，上海從來不少物資，這也能反應出，帝國其他城市的民生狀況了。最顯著的，便是兩京了，若非朝廷顧及臉麵，極力壓製與調控，物價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監管不力抑或影響力不足的地方，情況就要嚴重地多，因為天災人禍，出現的騷動與民亂事件難以計數。
事實上，以漢帝國這近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程，國內人口與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沒有海外資源的彌補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鹽的輸入為例，且不管利益鏈條上的鬥爭與分配，對於普通士民百姓來說，從鹽價的下調上，他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當然，即便“吳鹽”、“魯鹽”乃至“雍鹽”、“越鹽”能夠通過官方渠道進入帝國市場，但沿海通江的私鹽依舊猖獗，總少不了那些順帶著把鹽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見不得光的“臟鹽”，最終的去向，也是帝國州縣鄉鎮。
南洋封國的產鹽，可不會管購鹽者何人，有錢即賣，而帝國的底層，從來不少冒險搏命的鹽梟，也不缺挑著擔子，推著獨輪車，鑽山村，下鄉野，售賣私鹽的行商腳夫。
至於煤炭，從世祖時期起，便由貴及賤，由北及南，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帝國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開寶晚期，“蜂窩煤”誕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誰都看得出來。隨著技術的廣泛傳播，北方各地都誕生了大量“製煤場”。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開采與運輸兩方麵的限製，國內主產區在晉中與汝許，交通上是一言難儘，很難覆蓋全國。因此，煤炭價格常年以來居高不下，也很難使蜂窩煤走入千千萬萬的尋常百姓之家。
而帝國對於煤炭的需求，卻日益增長，尤其在冶煉事業上，煤炭帶來的熱值效益，是極其顯著的。有市場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來滿足這種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國，不管是南梁國（蘇門答臘），還是爪哇島上的雍、越二國，還有吳國，都擁有大片的露天煤礦，儲量驚人，極易開采。
隨著南洋煤炭的大舉輸入，帝國南方，尤其是作為經濟核心的東南道州百姓，終於能夠用上平價的蜂窩煤，享受著漢家兒郎大舉開拓帶來的福利。
當然，從海外各國，輸入帝國本土的資源，遠不止於此。通過這些豐富的貿易活動，也能反映出各國的發展與積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統時代，於漢帝國而言，在資源上依舊是輸出大於輸入，因為，帝國擁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資源了，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
絲綢、瓷器、茶葉，這老三樣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鐵器，武器，包括書籍、技術，乃至人口，這些東西，同樣是海外諸國急需的。並且，隨著市場的開發成長，也不斷增長.
由世祖皇帝親啟，由太宗皇帝及劉姓諸侯鞏固傳承，由無數大漢兒郎乘風破浪、墾殖開拓，窮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統時代徹底蛻變、爆發的海上貿易規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戰略給整個東亞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漢帝國與南洋諸國會成為為如今的形態。
作為流通環節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們，財富由此而生，紛爭由此而起。平心而論，帝國海外貿易的長盛不衰，也與隨之誕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團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上海市，顯然是這些人的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