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的門生故吏有許多，其中不乏出類拔萃者，很多人也長期在帝國政壇上活躍著，扮演著官僚階級中堅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說對範仲淹為政之道繼承最深的，還得是王安石，他畢竟屬於「關門弟子」，還是手把手帶著實踐的那種。
而王安石最與眾不同的是，他在繼承、研究「範學」的同時，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與見解，在許多事物的看法與見解上，多有獨到之處，尤其在帝國財政、經濟與民生事務上，在為政之道，他更偏重於「術」。
在江海關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將他為政之術與實踐相結合的一次重要嘗試，不管從過程還是結果來看，對他政治生涯與仕途升遷，都有十分積極且重要的意義。
十年前，外放之前，範仲淹還曾顧慮，以王安石剛直乃至剛烈的性子，在饕餮與蠹蟲紮堆的東南官場，難以長久，怕他剛極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實證明，範仲淹的顧慮有些多餘。或許在許多事務與現狀上，王安石都看不順眼，都亟欲改之的衝動，但他並不是毫不知進退。
他這樣一個博學聰明，又久經曆練、見識過眾多政治陰謀、旋渦的官僚，怎麼可能隻會蠻乾。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過妥協、迂回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權力、地位還遠遠不足的時候。
江海關任上，王安石對海關製度，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進與完善，比如引進民間已然相當成熟且盛行的複式記賬法，提出「總賬法」的概念，改進
統計辦法，對稅收程序進行規範以覆蓋稅收環節減少稅款流失，上表建議對商品海關關稅進行重新擬定，引入更多精於算術統計的吏職人員進行管理
總結地來說，王安石做的，是擴大蛋糕的一種行為，在現有製度模式的基礎上，引進、總結、改良辦法，釋放這套體製本身具備的潛力與能力。
結果，大獲成功，在進出口岸商船、貿易規模沒有明顯增長的情況下，江海關的歲入，卻有了顯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這一點，甭管讓圍繞著江海關產生的灰色利益鏈條有多憤恨，王安石至少讓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與功績，在江海關內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當然，作為一個副手，能夠推進這麼多關務改製，也因為當時的江海關總稅務使張琦有關。張琦出身於帝國海軍另一世家張氏（海陵侯張彥卿），他對王安石提出的改進，很是支持，任其施為。
而張琦的投資，顯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調進京，擔任樞密副使。王安石則順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關，有了此前的基礎，方才大刀闊斧，對江海關存在的一些亂象與弊病，進行整改。
與張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與海軍派係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聯係，至少，王安石表現出的鼓勵海貿、重視海軍發展訓練的理念，很受認可。
王安石掌權期間，走私、偷稅、逃稅、貪腐，等一係列涉及官商勾結、暗中食利的現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製，也使「環江海關一線」，哀鴻遍野。
最終，在兩年半之後，隨著王安石被調走，那種「緊張壓抑」的氛圍，才有所緩解。當然，王安石離任的時候，比起他下東南時，江海關的歲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憑借著這顯著的功績，王安石得到升遷，調得也不遠，江南道首邑，江寧知府，開始他在政務、民生上的實踐。但是，王安石善理（斂）財的名聲，也傳到了最高層。
在江寧府，王安石隻乾了三年，但對他綜合能力的鍛煉提升，是顯著的。後以上海市政務紊亂、民怨四起，在時任都察使的包拯舉薦下，王安石得以調任上海，管理這座將近百萬人口的帝國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時進行著的這場珠算大會，恰恰是王安石提出來的，由上海衙門牽頭，總稅務司協辦。珠算，自從發明出來，就獲得了迅猛發展，成為官方民間最重要的計算工具，開寶、雍熙年間，朝廷還專門進行了大力推廣。
這麼多年下來，珠算在帝國全域內，已然徹底鋪開，算盤也成為那些賬房先生最顯著的標誌，從官府到民間，也出現了數之不儘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組織，進行這樣一場「珠算比賽」，卻還是頭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間，都引起了不小轟動。不隻是比賽新穎，更因為，上海衙門與江海關總稅務司，都發布告文，要從珠算大會的優勝者中，選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為吏。
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漲，江浙由於經濟富裕商業繁榮，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幾十年發展下來，民間可謂臥虎藏龍，因此這場大會，許多珠算界的「龍虎」都冒出來了，竭力地在算題比賽中，表現著自己手腦結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組織這樣一場比賽，除了繼續鼓勵算術、推廣珠算，並從中選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出於他治政實踐的考慮。
經過這麼多年治務經驗的累積，他越發傾向於，對帝國官府內部職能進行更清晰、更專業的職權劃分，而這，顯然需要更多「專業性」人才，這僅靠各吏政學校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那些學校的教學實踐內容，王安石也有諸多看法異議。
範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許出身、經曆各有不同，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當前大漢帝
國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同時，在他們身上還能看到一些「技術官僚」的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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