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相黨，王士廩作為從龍之臣，也堪稱劉維箴力壓皇叔、成功承繼大統的第一功臣，劉維箴在登基之後，予以了極其豐厚的回報。
從少府，到吏部尚書，哪怕是曹倫秉政時的財政使，無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權力巨擘，並且，他始終被視為“帝黨第一臣”，皇帝的良師益友。
曹倫之後，當王士廩向尚書令之位發起衝擊時，也得到了劉維箴的支持。正統皇帝雖然是個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決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獲得優勢也是無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廩最終如願，將曾公亮、富弼、龐籍幾名主要競爭對手力壓身後，順利上位，成為權掌中樞、宰執天下的帝國第一臣。
王士廩才乾絕對是有的，謀略見識，放眼內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強悍，治事經驗豐富，善於揣摩人心，對帝國體製之運轉也有極深的認識，再兼深得皇帝信重，這樣一個人掌握大權，對朝局而言，至少不會是什麼太壞的事。
而過去的五六年，也證明了這一點，或許帝國自上而下，滋生著諸多問題，但整體而言，還算穩定，在賑災、濟民、固邊、平亂、剿賊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現，對關鍵事務，王士廩從不含糊。
隻不過，同範仲淹那樣的賢相不同，王士廩並沒有太多家國情懷，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麼“理想性”，這隻是一個出身宦官、精於權謀的官僚，一個務實派，一個平衡家。
王士廩執政期間的很多決策考量，往往基於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惡，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為國為民。
比如賑災濟民，他調糧派餉，並不遲疑，但最終對救災官吏的考核評功，不是因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裡的動亂最少，誰治下盜賊、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員的“維穩”手段與能力。
而這種理念，顯然與“民重於社稷、重於君”的思想相悖的，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王士廩在執政過程中，表現得過於赤裸。
因此，在王士廩執政的這些年，他的名聲並不是太好，當然這份“名聲”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響大局，作為當權者，他根本不需要紆尊降貴去迎合那些清談之輩，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國統治階級，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權派眼中，王士廩這個尚書令，乾得實則還不錯。大漢帝國這艘巨艦，在歲月的侵蝕下，已漸漸顯出陳舊斑紋，但在他的掌控下，還算平穩地向前航行著。
包括包拯在內，也是一般，即便打心裡，反對王士廩的理念，鄙視其德行，但本著一個“相忍為國”，也還能忍受，在自己的職權範圍之內，為國儘忠，為民儘責，同樣也匡補王士廩的不足（比如對權貴、貪腐、浪費的打擊）。
真正讓包拯對王士廩不滿，並引發直接對抗的原因，還在於王士廩的戀權專政，不肯引退。到正統二十一年，王士廩擔任尚書令，已經整整五年了。
按照從世宗時期起，就徹底形成的關於尚書令任期的政治原則，王士廩該退位讓賢了。然而，已經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廩竟一點卸任的跡象都沒有，相反，他加緊在朝廷內外攬收權力、安插人手、培植黨羽。
這樣的行為，目的可謂昭然若揭，並且一定會引起公憤。而在眾多口誅筆伐中，包拯是態度最為堅定與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廩戀權占位之舉，如果成功了，對帝國政局穩定的破壞與傷害。
於是，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包拯做了許多工作，包括且不限於私下勸說、上表陳情以及堵皇帝的門，希望劉維箴能夠乾預朝局，撥亂反正，朝廷回歸正軌。
包拯自然失敗了，皇帝的態度很曖昧，對王士廩尚沒有一個結論，但對包拯也沒有太多的好感。而經包拯的處處作對設阻，王士廩對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黨羽，與其為難，甚至認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職。
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發尖銳。但是，包拯雖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與尚書令直接誒對抗，也是力有不足。
當王士廩調動政治資源，全力打壓包拯時，他的地位也是搖搖欲墜。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於職守，從他個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麼毛病來，但他的下屬、家人、同學，可就不一樣了。
在“王包之爭”日趨激烈之時，包拯卻突然撤火了，並很快死了，自然難免帶給旁人諸多猜測。即便，包拯真的隻是突發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與“相黨”扯上乾係，自是為了引發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論”能夠得到廣泛傳播，背後顯然少不了一些權貴的推動，而其中隱含的政治目標、針對對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後，針對對他蓋棺定論的問題，朝廷內部也爆發了一場大爭論，王士廩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壓，這種作為，更加引起公憤。
於是，大量臣子上表，為包拯說話，力護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學士歐陽修，哀惋之餘，親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讚其品性、操守與功績。
在群臣的爭取之下，包拯方得一個“文肅”的諡號，當然，這其中，也跟王士廩的鬆手有關，或許他聯想到了自己的身後之事.
但也從包拯開始，大漢帝國爆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黨爭，激烈程度，堪稱開國之最，就圍繞著王士廩戀戀不舍的尚書令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