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啊。”
“來人，走，去學校看看李洪佳在不在，把他抓過來。不怕他不說出他老婆去哪兒了。”曾正貴帶著五六個人去村小學了。
山椿沒動，心裡一直想著這李洪佳辦事不靠譜，明顯的自己去做手術多好啊，這下惹麻煩了。
沒多久，去學校的人回來了。
“沒有人，學校說這兩天李洪佳都沒去上課，不知道去哪兒了。”曾正貴氣昂昂地說。
“他屋還有哪些人？”曾正貴又問。
“沒有了，我爸媽都過世了。”村支書說。
“來，把門砸開，搬東西，拆房子。”曾正貴下令。
“曾鄉長，搬東西吧，還行。這房子就不拆了吧，太可惜了。”村支書說。
“拆，必須拆。”曾正貴不聽村支書的。
東西一件一件的從屋裡搬了出來。有八仙桌、雕花大抽屜，大床、鏡台、木箱，木櫃擺了一院壩。
“來，問周圍有人買沒有，有人買就賣，沒人買就砸爛。”曾正貴做出了處理辦法。
由於價格批得低，周圍看熱鬨的老百姓，陸續買走了東西。
“你買這些來乾嗎？”在買東西的人裡，山椿看見了李洪芳。
“我哥和嫂子跑了，這些東西價格低，我們鄰居幫忙來買下，是為了幫他保住這些東些，怕遠地的人買了去。還有怕沒人買被砸爛了可惜。”李洪芳低聲對山椿說。
“那天我給你說了，你為啥不勸你哥去做手術呢，這樣可不劃算哦。”山椿問。
“小聲點，章書記，你太不懂這些了。我哥要的是娃，不是這些。”李洪芳說。
“什麼意思？他這下家裡的東西沒了，房子也怕是保不住，還有他的工作，還能讓他代課？”山椿還是沒明白。
“章書記，你對這個社會的理解還停留在學校的課桌上吧。我哥為了生個娃，是早打定主意了的。隻是我擔心他房子沒了，以後咋辦？我先送東西回家，一會兒轉來。”李洪芳平靜地說。
“我還在課桌上嗎？”李洪芳走了，山椿還是沒鬨明白這事兒倒底怎麼了。
“這些東西沒賣幾個錢，今天的誤工費都不夠，還有罰款沒著落。這房子一百塊錢一間，五間五百，豬圈這些一共算五十，五百五十塊，有不有人買？”曾正貴看著周圍圍觀的老百姓問。
小東西買來有用，也是幫人家保全，這房子雖然好，買來乾啥？再說誰有那麼多錢買這房子？所以沒人做聲。
“沒人要，那就拆，登瓦，下梁木，拆了賣。”曾正貴真下了決心要拆這房子。
“來，計劃生育宣傳隊的，上，拆。”曾正貴見沒人動，就叫鄉上請來的計生宣傳隊的人員。第一次喊了，沒人動。
“上啊，鄉上請你們來，是做事的，不是叫你們來耍的。”曾正貴又吼。
有幾個人遲遲疑疑的去找梯子準備上房登瓦。其他的鄉乾部和村乾部站在傍邊沒人動也沒人說話。
“我說，曾鄉長，房子還是彆拆吧。”眼看幾個人已經準備上房了，山椿走到曾正貴身邊小聲對他說。
“不拆，罰款哪來，誤工費哪來？你出？”曾正貴聽得山椿說不拆房，就高聲質問。
“成功者不可毀敗，這上好的房，拆了可惜了。”山椿見所有關人都看向他，就高聲說。
“這娃太嫩了喲，這個時候去和曾寶兒說這些。”嶽永珍小聲說。
村支書覺得這山椿還有膽量，自己卻不敢說話。大多數人事不關己，不做聲。
“你說不拆就不拆？你是領導還是我是領導？”曾正貴本來想壓山頭，一直不能如願，今天算是找到機會了。
“拆了是可惜。”陶光根也目無表情地說了一句。
“老陶，你也和這小毛頭一樣幼稚？”曾正貴聽見就質問老陶。
“我不是幼稚，我是老眼昏花，看不得過份事兒。”老陶綿裡藏幫針。
“我不管，拆，拆，拆。”曾正貴下令。
“不能拆。”山椿也大聲的吼。
“憑什麼，你算老幾？”曾正貴也吼。
“我不算老幾，可我知道上級是不準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拆房毀屋的，是吧，嶽主任？”山椿那天吃飯時聽秦書記說過一句，就用上了。
嶽永珍看著眼前的局麵不做聲。
“有嗎？”曾正貴問嶽永珍。
“沒有嗎？”山椿也看著嶽永珍。
嶽永珍兩難，不說話。
“這是有的。”老陶說，依然麵無表情。
“管他有不有，我今天就是要拆，錯了我負責。”曾正貴橫下了心。
“你，負責？你負得起責嗎？我來這段時間，你哪件事負過責？就連我撒脬尿救你一命，你連謝字都沒有一個，你還有資格說負責？要不要我給大家說說我是怎麼救你命，你又是怎麼不負責的，讓大家評評理？”山椿實在沒辦法製止拆房，就湊在曾正貴耳朵邊小聲地說。
曾正貴聽得，臉一紅，沉默了。
現場一陣死寂，落根針在地上都能聽見響。
“這樣吧，你們下來，今天就不拆了。一是請你們這些鄰裡鄉親和村上的乾部，轉告李洪佳，儘快來落實計劃生育措施；二是我剛才和曾鄉長商量了一下，回去請示鄉黨委政府，再決定如何處理這房子。是吧，曾鄉長。”山椿見僵持著不是辦法，就說道，順便給曾正貴遞了個梯子讓他好下台。
“好，就這麼辦。”曾正貴心裡氣憤，卻也無計可施，更怕山椿說出他的醜事，隻得借梯下樓。
“房子保住了。這個章書記，真是好樣的。”李東洪芳在人群裡看見這一幕，想流淚。
在場的其他人都疑惑山椿在曾正貴耳邊說了什麼，讓曾正貴改了主意。
“這才像個人做事。”老陶自言自語，大家聽了，也不知他在說誰。
“來來來，章書記，我敬你一杯。”三點鐘，在村上吃飯時，支書第一個端起酒來。
“哦，支書，你搞錯了哦，你該敬曾鄉長，是他帶領我們工作，他是我們在的頭兒。”山椿笑著真誠的說。
“那好，我就先敬曾鄉長。”支書端著酒對曾正貴說。山椿的話讓曾正貴很受用，端起杯子喝了。
“來，我也敬曾鄉長一杯，跟曾鄉長一起下村，讓我學到了不少工作方式方式法。但我今天頭痛，沒喝酒，就隻有用茶代水了哈。”山椿一臉的微笑，憨態可掬。
“我還以為你不低頭哦。”曾正貴心裡舒服到了極點，喝了。
“我也再用茶水敬在坐的鄉村乾部，計劃生育宣傳隊的弟兄夥，辛苦了。”山椿又端了杯茶，敬了大家。
“今天大家怎麼沒激情呢。”村支書見今天大家吃著飯，不如往回那麼打打鬨鬨，吵吵嚷嚷。
“哦，今天怕是我這個新毛頭在，影響了大家的興致吧。不好意思，要不，我給大家賠罪吧。”山椿說。
“好啊。”大家起哄。
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30歲都不到，他們曾經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裡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九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裡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有人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莫在錯誤命令下違背良知，莫在錯誤思潮中無視真理，莫在謀食中丟失了自己本性中純真純善純美的靈魂。”山椿講完了故事又說道。
“就是嘛，抬高一下槍口就救人一命，多好。把彆個打死了，自己又坐牢劃不著。”曾正貴也很認真的聽完了故事，發表了感慨。
“聽得懂這個故事的人很聰明。”老陶不緊不慢地說。
“什麼意思啊？”嶽永珍問老陶，大家都看著老陶。
“自己去想，一兩句話說不清。”老陶還是不緊不慢的。
“說說嘛，陶大學，你是高材生，幫我們說說。”村支書說。
“說多了無益，就拿今天這事說吧。計劃生育是國策，人人都得尊守。違背了，就得處罰。處罰的辦法很多。拆了房子示必不可，也不是沒拆過房子，那是按正常槍口高度在執行。可今天，我們曾鄉長沒拆房，就是把槍口抬高了一厘米嘛。懂了吧。”老陶解釋也沒忘給曾正貴一頂高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