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我是蔣緯國！
布柳赫爾元帥真的感到慌亂了，因為遠東戰局已經快到山窮水儘的地步了。
布柳赫爾並非一個無能之輩，恰恰相反，作為蘇聯第一批五位元帥之一的他有勇有謀、有膽魄有頭腦，長期負責蘇聯遠東方麵的軍務防禦，號稱“遠東軍魂”，對中日都極有研究，而最為造化弄人的是，他與中國極有淵源。早在十五年前，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府尋求組建一支政治性、紀律性兩強的新式軍隊，希望蘇聯派得力乾將幫助自己完成此事，莫斯科派來的就是布柳赫爾。化名加倫的布柳赫爾因此而展開了長達三年的中國之行，擔任了國民革命軍軍事顧問團團長，參加了黃埔軍校的創辦、國民革命軍的整編、政委體製的建立等等，還指導了國民革命軍的東征和北伐，最後他因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而化妝逃回蘇聯，但在臨走前，他又暗地裡幫助中共發動了南昌起義。可以說，中國過去十幾年內的軍政大事的背後都有布柳赫爾的影子。眼下，布柳赫爾率領蘇聯軍隊與中國軍隊展開大戰，他的心情無疑是非常複雜的，這種複雜不隻是“老師被學生挑戰”，還有更深層的一種含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時，布柳赫爾斷言“中國軍隊（國民革命軍）從此會徹底地質變、蛻化、墮落掉”，因為這支軍隊“不再是屬於廣大勞動人民和信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鋼軍了”，而是“淪為了聽命於官僚階級、資本家、大地主的腐朽白軍”，可是，眼下的遠東戰場上，南京軍戰鬥力之強勁、戰鬥精神之頑強、戰鬥意誌之堅韌，都讓布柳赫爾大吃一驚，因為南京軍在進攻時勇不可擋、視死如歸，在防禦時堅不可摧、死戰不退，根本就不是一支“墮落而腐朽的白軍”。實際上，南京軍攻打蘇軍並非“學生挑戰老師”，南京軍脫胎於整個國民革命軍，在名義上是國軍的一部分，實際上自成一係，蔣緯國的南京軍和蔣介石的“傳統國軍”存在著根本性差彆，不隻是武器裝備、地盤、財力、指揮等方麵，最關鍵的還是意識形態。南京軍的意識形態就是“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大義為先”，南京軍作戰目的是“為國家而戰、為民族而戰”，並不存在什麼資本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支明白自己在為國、為家、為民族而戰的軍隊，自然是信念（也可以說是信仰）堅定的無敵之師。說到底，即便是蔣介石的國軍，在四一二之後也已經抹掉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烙印，更何況是在其基礎上另起爐灶的南京軍，跟蘇軍、跟當初那支用布爾什維克主義調教出來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布柳赫爾此時的險惡處境是必然的，首先，布柳赫爾本人就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無所畏懼的“遠東之魂”了，若不是遠東發生巨變（中日議和停戰並結盟），已經被關進監獄的他是必死無疑的，儘管因為臨危受命而逃過一劫，但在死亡邊緣轉了一圈並且在監獄中受到拷打、虐待、逼供、淩辱的遭遇讓他從此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中，謹小慎微、膽戰心驚，不敢再犯什麼“政治錯誤”，不再具有以前在軍事上敢於大開大合、大膽前進的魄力，指揮作風變得越來越保守和消極，“不求立功，隻求無過”，所以遠東戰場上的蘇軍表現得機械呆板，沒有靈活變通，同時，因為極度恐懼斯大林的殘酷手段，布柳赫爾不敢對其說實話，彙報的戰果都經過很大的“藝術加工”，繼而導致斯大林這個蘇軍最高統帥對萬裡之外的遠東戰局發生了極大的誤判，最終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另外，布柳赫爾此時指揮的部隊也不是以前那支經過紅白內戰後朝氣蓬勃、經驗豐富的蘇聯紅軍了，而是被大清洗幾乎搞垮的羸弱之師，正如布柳赫爾在日記裡寫的“大批中高層軍官遭到肅反，讓部隊的戰鬥力急劇地惡化了，戰事順利時還好，一旦陷入不利，那些新任軍官就會惶然不知所措，部隊也因此而一片混亂，他們在軍事素質和軍事才乾上的嚴重不足因此而暴露無遺，並給部隊帶來了巨大危害，使得部隊隻要戰事不順，就可能分崩離析。他們根本不會打仗，雖然他們在政治上對蘇維埃絕對忠誠，但忠誠畢竟代替不了軍事指揮能力。進攻受挫、受阻或遭到敵軍反擊時，他們能做的就是揮舞手槍高呼口號，帶著同樣茫然的士兵們猶如趕鴨子般亂糟糟地投入死拚硬打、徒勞無用的戰鬥，根本就拿不出正確有效的戰術手段，導致士兵們一批接一批地白白喪命。哪怕是旅長師長級彆的高級軍官，連一份組織部隊在最短時間內付出最小傷亡地搶占一個被敵軍堅守的山頭的戰鬥方案都想不出來。這是我軍在遠東戰場上陷入如此境地的最根本的原因。”
一位意誌低沉的元帥帶著一支千瘡百孔的軍隊，很顯然，打勝仗的可能性是很飄渺的，更何況兩個敵人都是非常強大的。
黑西戰場上，蘇軍進退維穀，處境堪稱前狼後虎，東麵是二十多萬日軍（扣除掉傷亡），西麵是十多萬南京軍（扣除掉傷亡），中日聯軍總兵力約三十五萬，實際上，蘇軍也差不多，按道理，中日聯軍一起發動最大力度的強攻，徹底殲滅蘇軍是有很大可能做得到的，但中日兩軍都沒有發動大規模的主動進攻，共有三個原因，一是包圍圈內的蘇軍基本上是遠東蘇軍的主力（南京軍在庫倫和滿洲裡打的都是蘇軍的二流部隊），打起來難度不小，即便能獲勝，也是殺敵一萬自損起碼五千的慘勝，既然能困死蘇軍，就沒必要強攻，把時間拖下去就行了；二是中日軍隊雖然聯合了，但幾乎沒有配合，雙方都不想自己給對方火中取栗，都擔心自己強攻時對方趁機摘桃子，所以打防禦戰是最穩妥的；三是中日軍隊都想保存實力。打進攻戰，消耗大大地超過打防禦戰，數據最清楚南京軍跟德國購買98k步槍，一支約為三十美元，折合法幣九十元，差不多等於擁有五十畝土地的農民的一年收入，子彈是1000發五十美元，說直白點，在此時的中國，1發子彈起碼等於5斤大米或25個雞蛋。打仗是燒錢，這句話絕不是誇張。所以，從戰爭成本角度考慮，南京軍和日軍都不願意繼續跟蘇軍拚個你死我活。完成對蘇軍的堵截和包圍後，南京軍和日軍都心平氣和地轉攻為守，在齊齊哈爾，日軍遍地挖掘戰壕，在滿洲裡，南京軍和被南京軍調動的幾十萬支前民工也一起遍地挖戰壕，對蘇軍實施“鐵籠封鎖”。
意識到自己陷入極度險惡境地的蘇軍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斃，繼而展開了猛烈的反攻擊，試圖衝出中日聯軍的前後堵截，蘇軍的衝擊方向自然是西麵的南京軍陣地，因為衝擊東麵的日軍陣地即便成功了、衝破了，也是衝到異國他鄉的黑龍江省境內，蘇軍需要回到蘇聯領土，理所當然地向西突圍。10月28日晚上，蘇軍對南京軍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突圍進攻作戰，之所以選在晚上，是為了讓南京軍的製空權優勢無法發揮。布柳赫爾經過精心而充分的準備，他判斷，由於滿洲裡位於蒙古高原東北邊緣地帶，所以當地是一片一馬平川的大荒原，城鎮極少、地廣人稀，幾乎沒有成片的建築物，也幾乎沒有山嶺河流，南京軍展開堵截，他們的部隊必然在開闊地上，自己隻要集中裝甲兵和騎兵展開聯合衝擊，發揮坦克和戰馬的機動性和衝擊力優勢，集中力量於一點，就可以衝出一個缺口，突出重圍，因此，被圍蘇軍的幾乎所有坦克和騎兵都被集中了起來，坦克超過800輛、裝甲車和汽車超過3000輛、騎兵更是超過兩萬，彙集成一支強大的衝擊力量。
已經在前麵兩場大戰中被夷為平地的滿洲裡再次迎來了一場山河變色的大戰（第一次滿洲裡戰役是蘇軍攻擊、日軍防禦，第二次滿洲裡戰役是蘇軍撤離、南京軍堵截）。在夜幕降臨後，滿洲裡以東區域內大地震動如雷，超過五萬蘇軍猶如洪水般鋪天蓋地而來，展開了破釜沉舟般的突圍攻擊。
蘇軍如此龐大的動靜自然瞞不過南京軍，南京軍的偵察機、特種兵、偵察兵、間諜等各種刺探敵方軍情的手段經過中日戰爭洗禮，都已經非常成熟了，所以很清楚蘇軍即將發動力度極強的反衝鋒，繼而對症下藥地做好了最充分準備。晚上十時，當蘇軍浩浩蕩蕩地席卷而來時，蘇軍驚愕無比地發現，他們麵前橫臥著三條反坦克塹壕和一條長城般的土牆，塹壕和土牆的長度都高達上百公裡，巨龍般延綿在蒙古高原上。在一馬平川、地廣人稀的荒原上構建防禦工事並且是大規模的防禦工事，顯然是很難的，一來缺乏足夠施工材料，二來天寒地凍、難以掘土，但南京軍有辦法。全軍十餘萬官兵和幾十萬支前民工一起動手，砍伐樹木、收割枯草，點起火堆，附近沒有大江大川，但小溪小河、小湖水窪還是有的，水麵上都已經結上了厚厚的堅冰，官兵們和民工們砸冰取水，把冰塊冰水一起用鐵鍋、鐵桶、飯盒、水壺、鋼盔等所有可以利用的容器熬煮冰水，用開水化開地麵上的凍土，挖掘出一條條反坦克塹壕、戰壕、散兵坑等，挖出來的濕熱的泥土則“趁熱打鐵”地構建起一道道縱橫交錯的掩體城垣，每道“城牆”高一米半，厚一米，長幾百米到上千米不等，互相首尾連接，層次分明，中間留下交通壕。寒風低溫中，這些被開水化開的泥土被塑造成胸牆城垣後，迅速又凍得像水泥混凝土般結結實實，城垣每個十幾米便構建一個機槍碉堡或迫擊炮陣地。短短幾天幾夜之間，一道堅不可摧的野戰防線便出現在了滿洲裡的野地荒原上。這種辦法說白了就是用泥土代替水泥澆築工事，低溫下被重新凍起來的泥土在強度和硬度上根本不遜於水泥，正如曹操當年在西涼荒原上“以水混土、澆築冰城”。
蘇軍大舉進攻過來時，南京軍已經在陣地上建立了一條“萬裡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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