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黃帝進入東夷活動地區“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錆，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
“清角”是古代一支悲涼激越的樂曲。
黃帝勝利了，原來的敵人一一蚩尤、風伯、雨師和東方的神靈都降服了。
還有一種流傳更廣的傳說，蚩尤被黃帝擒殺了，其氏族和部分親屬部落引而遠去，將蚩尤的英雄故事帶向四麵八方。
仍居少昊之地的先民，舉清繼任領袖，以地命氏，稱少昊清。
這場戰爭由於雙方勢均力敵，黃帝一方打敗蚩尤，回到自己的原居地後，兩大部族集團儘釋前嫌，重又相安相處，甚至解仇結盟。
相傳“蚩尤沒後，天下複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在曆史上，長期以來蚩尤都享祭於東夷之地，在今山東東平縣和巨野縣，有傳說中的蚩尤塚和他的肩髀塚，因為他被黃帝所殺，身體異處，所以人們用兩個高七丈的土塚作他的紀念碑，並常在十月於蚩尤塚前舉行祭祀。
不僅如此，還傳說南方的大荒之中，宋山上的香楓樹是蚩尤被殺時的刑具所化，今山西解縣鹽池中，鹽水作紅色，民間稱之為“蚩尤血”等等，很多地方都有蚩尤的傳說，可見他煊赫的威名早已超出了他的故地。
而據文獻記載，周秦間蚩尤已和黃帝齊名並列為戰神，四時利用田獵進行軍事訓練時，都要舉行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秦祀東方八神將，“三曰兵主，祭蚩尤”，後來漢高祖劉邦起兵也在沛庭“祠蚩尤，秦鼓旗”，類似習俗一直行於宋代，出師祭旗的典禮中，仍要祭蚩尤，由此也可見涿鹿之戰後，華夏、東夷共同融為後來華夏族的核心。
傳說黃帝戰勝蚩尤後，各諸侯都願歸順，一致擁戴他為天子。
涿鹿之戰，使華夏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特彆是對現代的漢族來說，則更具有開天辟地的意義。
漢族占全國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約15，這不能不說與華夏族的始祖黃帝的功績有一定關係。
漢族本由華族發展而來，而華族是由華胥氏數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自涿鹿戰爭後，黃帝則乘戰勝之餘威，繼續對四方大事征討。
黃帝對周圍部族影響的擴大，華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響也隨之增大。
久而久之，周圍許多氏族不是歸順華夏族，就是被華夏族同化。
在華夏族日益發展擴大的同時，其人口也不斷增多，這就是漢族人口之眾多的重要淵源。
涿鹿戰爭之後，方圓數百數千裡懾於黃帝威嚴，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輕易發動戰爭，這樣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趨於安定。
因而各宗族活動的地域便相對固定下來。
活動地域的相對固定，使得氏族成員由遊獵為生逐步轉向稼穡為生，從而使得生產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涿鹿戰爭對華夏戰爭影響最深的還是在軍事方麵。
由於涿鹿戰爭是部族之間的一場大規模戰爭，結局又是以黃帝之弱勢勝了蚩尤之優勢，之後黃帝又趁勢收複了中原，使華夏族各部落實現了團結統一。
此後，又進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與華夏族結為同盟，這都與黃帝的軍事才能及其在戰爭中的表現有極大關係。
後來的首領雖然無法從理論上學到黃帝的用兵韜略，但從所聞所傳中間接地領略到黃帝的兵法，並代代相傳，這就為華夏的軍事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除此之外，這次戰爭對之後的兵器製造以及技術發展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因此，許多史書上稱，涿鹿之戰是中華民族在發展時期興亡絕續之大事。
涿鹿之戰的結果，有力地奠定了華夏集團據有廣大中原地區的基礎，並起到了進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
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部族首領黃帝從此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並被逐步神化。
由此可見，涿鹿之戰的確為我們中華民族在發軔時期決定日後基本麵貌的曆史性“戰爭”。
第二場：牧野之戰！
牧野之戰，是武王伐紂的決勝戰，是周武王聯軍與商朝軍隊在牧野進行的決戰。
由於帝辛出征東南夷，雖取得勝利，但窮兵黷武，加劇了社會和階級矛盾，最後兵敗自焚，商朝滅亡。
商朝自商湯滅夏建立，經曆六百多年後，傳位至第三十一位國王帝辛時，已是危機四伏。
政治上，帝辛耗巨資建鹿台、矩橋，造酒池肉林，使國庫空虛。
寵信愛妃妲己以及飛廉、惡來等一幫佞臣，妄殺王族重臣比乾，囚禁箕子，造成諸侯臣屬紛紛離叛。
軍事上，帝辛致力於用兵於東南夷族，雖然戰爭取得了勝利，俘虜了“億兆夷人”，帝辛也被譽為“百克”，但商軍主力遠征東夷，造成商都朝歌空虛，無兵可守。
周本來是渭水中遊的一個古老部落，居住於今陝西中部的一些地區，依靠優越的自然環境逐漸發展起來。
到姬昌時，對內重用呂尚、散宜生、太顛、閎夭、南宮適等一幫賢臣，國力日強。
對外宣揚德教，積極調停各方國間的爭端，使諸侯紛紛依附。
姬昌趁機大搞統一戰線，而各國由於要供應商朝攻打東夷的大量軍隊和物資，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鉗製，早已苦不堪言，當然也樂於向“西伯”靠攏。
為推動滅商大業，姬昌及其幕僚針對商王宣稱自己的王權得自“天命”的說法。
宣揚“天命無常，惟德是輔”，商王無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經轉移到姬昌身上。
公元前1056年，姬昌對內稱王，即周文王。
另一方麵，文王對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貢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文王據說被關在羑裡的時候作了《周易》，自然深諳與時變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時機。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討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須，次年東向攻黎，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解除了周國北方和西方後顧之憂。
這幾場戰爭勝利後，周切斷了商朝同西部屬國的聯係。
同年，姬昌遷都於豐，使國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擾並更有利於向東進兵。
至此，姬昌伐商的戰略部署已經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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