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鬱不得誌，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製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一說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但杜甫在《官定後戲贈》題下原注曰“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而唐代文學家元稹及《新唐書》卻提及杜甫為“胄曹參軍”，故其官職尚存爭議。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
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
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
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
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
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
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
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投奔肅宗。
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
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之戰爆發，唐軍大敗。
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彆”（《新婚彆》《垂老彆》《無家彆》），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歎》和《夏夜歎》，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
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
後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
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
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父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
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渝州、忠州、雲安，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到達夔州。
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一些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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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
《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儘長江滾滾來”更成為千古絕唱。
大曆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嶽陽，泊舟嶽陽樓下。
登上神往已久的嶽陽樓，憑軒遠眺，麵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於是寫下了《登嶽陽樓》。
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
大曆四年正月，由嶽陽到潭州，又由潭州到衡州，複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隻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
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裡，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曆史時期，其詩多涉及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
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曆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
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
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製，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儘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製，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
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麵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
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
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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