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問到了帕斯凱維奇元帥的才能？”
這個問題似乎讓普希金很是為難，他揉了揉太陽穴：“看來你一定是從其他貴族的口中聽到了前後不一的評價，所以才會對他這麼好奇吧？”
亞瑟的語氣輕快，他托著茶杯繪聲繪色的描述起了他在其他宴會上的見聞。
“我前幾天在法國代辦的舞會上見到了托爾斯泰伯爵，在談到帕斯凱維奇元帥的勝利時，他的語氣有點刻薄。托爾斯泰伯爵和我說：帕斯凱維奇在波斯遠征戰中打得太漂亮了，以至於某個聰明人如果想表現的與他有所不同，那就隻好把仗打得更糟一些了。”
亞瑟開玩笑道：“我原以為像是他這樣的名將，在俄國肯定是備受讚譽的。但是在彼得堡逛了一圈以後我才發現，詆毀他的人要遠比稱頌他的人更多。如果不是我每天起床都能看見窗外的冬宮，我還以為我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波蘭。”
“軍隊裡確實有很多不喜歡帕斯凱維奇的家夥。托爾斯泰伯爵是一個，住在奧寥爾的葉爾莫羅夫將軍也是一個。”
“葉爾莫羅夫？”
亞瑟聽到這個名字，一下子就想起了那本《俄國大力士驅逐法國佬》，在那本書中，葉爾莫羅夫可有不少戲份。
亞瑟開口問道：“是阿列克謝·葉爾莫羅夫將軍嗎？那位在博羅季諾會戰中大膽揮軍對占領拉耶夫斯基炮壘的法軍實施反衝擊的第1集團軍參謀長？”
普希金沒想到亞瑟居然對俄國的1812衛國戰爭如數家珍，他先是訝異的點了點頭，旋即又親熱的給他解釋道。
“葉爾莫羅夫將軍與帕斯凱維奇元帥一樣，都是能征善戰的將領，我甚至可以斷言，他就是俄國最好的炮兵軍官，蘇沃洛夫元帥的真正繼承者。他沒有像帕斯凱維奇元帥那樣官運亨通，同樣是受到了十二月黨人的影響。按理說，帕斯凱維奇在波斯和奧斯曼的戰績本都應該是屬於葉爾莫羅夫將軍的，因為直到1827年他都是高加索軍軍長和格魯吉亞駐軍司令。但是由於葉爾莫羅夫庇護了流放到高加索的十二月黨人，所以在與波斯人的開戰前幾個月，他被皇上下旨召回，並被解除了所有軍職。”
“聽起來他確實有理由抱怨帕斯凱維奇，那他這幾年蹲在家中的莊園裡都在研究些什麼呢？”
“我抵達奧寥爾的時候，聽車夫告訴我，葉爾莫羅夫將軍除了他父親那裡，幾乎哪兒也不去。而且，他平常也不接待其他人，尤其是城裡的官僚。不過，或許是由於我的背景，他倒是很親切的接見了我。我還記得他那天披著件切爾克斯上衣，書房的牆壁上掛了幾把軍刀和匕首，都是在高加索任職期間帶回來的紀念品。”
普希金看到亞瑟聽得津津有味，於是又多說了幾句：“雖然沒有明說，但我看得出來，葉爾莫羅夫將軍對他被撤職的事情耿耿於懷。雖然他不像是托爾斯泰伯爵那樣直接否定了帕斯凱維奇的成功，但是他認為本來是可以少死些人、少花點錢的。當他知道我要去隨軍的時候，他還饒有興致的和我談到了卡拉姆津的那本《俄羅斯國家史》，對了，您看過那本書嗎？”
作為主要研究俄國史方向的倫敦大學畢業生，而且很可能是倫敦大學培養出的第一位俄國專家，亞瑟對卡拉姆津著作的了解程度很可能比大部分俄國人都要深。
要想讀懂俄國的曆史，卡拉姆津絕對是繞不過去的名字。
原因無他，因為卡拉姆津是俄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曆史學家，他那本12卷《俄羅斯國家史》也是第一部係統性描述記載從古羅斯直到18世紀末俄國曆史的鴻篇巨著。
最重要的是，雖然這本書的內容很多，但卻寫的並不乏味，或許由於卡拉姆津是家出身，所以他在描述曆史事件時非常注重描繪主人公的心理動機，使得每個情節都扣人心弦頗具趣味。
因此，《俄羅斯國家史》除了史學價值以外，還很有文學價值。
如果要打個比方的話，從它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基本等同於中國的《史記》。
甚至由於其題材的稀缺性，至少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上，說一句‘不讀卡拉姆津，不足以知俄羅斯’都是在陳述事實。
而在來到俄國以後，亞瑟發現卡拉姆津著作的含金量依然還在上升。
雖然無論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方派，都十分認可卡拉姆津在俄國文史圈子裡的地位，但是從他們在報紙上展開的論戰來看，卡拉姆津明顯對斯拉夫派要更重要一點。
不論斯拉夫派搬出什麼樣的論調和觀點，都離不開對卡拉姆津著作的引用。
尤其是那句——我們變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麵卻沒有成為俄羅斯公民，這個過錯是彼得的。
這句話單看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拿出來與西方派領袖波戈金的‘彼得大帝把俄羅斯變成了歐洲的一員，並開始為它贏得尊重’擺在一起，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引發一場罵戰。
不過排除開這些無聊的爭論，僅就學術成就而言，卡拉姆津無愧於泰鬥身份。
如果沒有卡拉姆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古羅斯’的概念，甚至‘古羅斯’這個詞兒都是卡拉姆津提出來的。
每個人，甚至是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也開始讀起了她們國家的曆史。
按照普希金的說法：“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說卡拉姆津發現了古代俄羅斯，就像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一樣。”
尤其是1812年衛國戰爭勝利的背景下，更是引發了全社會對古代俄羅斯的興趣和驕傲。
而在卡拉姆津著作出版之前，許多在舊觀念影響下長大的俄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曆史始於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現在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遙遠的過去，去那裡尋找他們國家意想不到的力量來源，於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從這一點上來說，卡拉姆津在俄國起到的作用，明顯要大於創作了《史記》的司馬遷，達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亞瑟敢下這個定論可不是無憑無據的，他的論證核心主要在於三點。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風和思想觀點都屬於溫和保守主義者，他們倆都無意反對封建製度，其政治理想隻限於開明君主製。
第二，兩個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寫《春秋》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卡拉姆津創作《古代和近代俄國研究》，認為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專製統治是幾近完美的，指責現今沙皇執行的讚助政策以及斯佩蘭斯基改革帶來的官僚主義。
第三，二人都在學術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並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卡拉姆津是俄國語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說是俄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標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著名詩人，教育大臣烏瓦羅夫、彼得堡科學院院長布魯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熱切的支持者。孔子那邊更是不用多說，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人，各個都是廟裡供著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隻是半步孔子，說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錯。
在這方麵，他主要是吃了時代的虧。
同樣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圖、蘇格拉底，是亞裡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紀成為俄國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為，沙皇之於東正教，就如同奧斯曼蘇丹之於伊斯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