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班主任生涯！
1975年初冬。
我走在已經走了七年的高村七橋公社通往太陽升第一生產隊的大圍埂上。
沒有農人，也沒有莊稼。隻有一望無垠的待耕的黑色土地，隻有此時，方能看清它裸露的身體，正如此刻看清一個人真正的麵目，惡心和心悸油然而生。
一陣陣無規律的風吹動著落葉，推著我走下大圍埂。
天空暗暗的，混沌且沆滯。那個年代沒有水泥地，用泥巴壘成的大圍，在乾燥的季節裡，風揚起的灰塵卷著沙粒彌漫在混濁的了空氣之中。
又聞到了陣陣豬糞的味道。村口打麥場上，落葉漫卷過去，在戴著大大的三角草帽的麥垛處，打著旋兒，再猛的升騰到空中，“呼啦”一下，迅速彌散開來了。
一個身影，在晨霧中漸漸清晰起來。
又是她！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佇立在村口，守望著屬於她的，卻早已封存的晴空。
衣服淩亂，披著的枯燥的長發上，插著野花。她是一個笑容滿麵，身材窈窕的20歲左右的女子。
“蓉蓉，回家吧！”在村口挑水的葛嫂對著她喊道，聲音中夾雜著同情與淒涼。
蓉蓉的眼睛看著地上，傻傻地笑著。
她是一個回鄉知青，和村裡的一個男青年貴生相愛兩年後，貴生當兵走了，據說在部隊又提了乾。家裡人覺得蓉蓉乾農活不如當地的女孩，工分掙得少，加上回城遙遙無期，便堅決不同意他們在一起了。
一天，年輕的軍官貴生回鄉探親，蓉蓉找到他，他冷冷的，沒有招呼蓉蓉進門。離開村子的時候，蓉蓉看著他的漸漸消失的背影，心碎了，精神失常了。從此她每天花枝招展、笑容燦爛地站在村口，開始了無望的等候。村民們說她得的是花焦瘋。
“能治好嗎？”我問。“隻有她男人和她在一起，就好了！”聽到這句話，我的心也碎了。
從15歲到22歲，我在農村整整七個年頭了。自從被打成“工業界最大的走資派”的父親被“解放”後，我的命運有了轉機，公社推薦我參加了工作隊，並且連續兩年被推薦上大學，本以為上大學沒問題了，可是年年都因為“人民來信”被刷了下來，原因是在農村參加勞動的時間太少，皮膚白，一看就知道“缺乏勞動鍛煉”。其實誰不知道，在農村已經七個年頭，上大學是唯一的出路，誰不想通過這條路，就此改變自己不幸的命運啊。
今年是第三年了，我已經拿到了最後的通牒，這是最後一年推薦了。
今年我能走成嗎？我能通過上大學回家嗎？
夜晚，我坐在床邊。風把油燈吹得忽閃忽閃的。沒有玻璃的窗戶下是灶台，距離我的床鋪隻有2米。
睡不著，聽著風的嗚咽。
不知何時，一片黑暗籠罩了我，伸手不見五指。我摸索到灶台去找火柴。
一陣風從灶台上的窗戶，其實就是一個窟窿鑽了進來。我趕緊退到床邊，坐在那兒，聽外麵的風在村落裡穿梭時發出的一陣一陣的，由大變小，又由小變大，哨子般淩厲的聲音。
下雨了。
坐在床邊的左膝，感覺到了一滴一滴的冰涼，那是屋頂上漏下來的雨水。我習慣地跑到灶台邊，拿著臉盆和三個碗，放在床的兩邊，等到碗裡的水滿了，再倒在洗腳盆裡，端出門，倒完，繼續接。
一夜無眠。
身上又開始奇癢無比！全身的瘙癢，寸膚不留地起泡、化膿、潰爛。每天睡覺不能脫衣服；上廁所時，褲子在腰間連皮帶血地往下拉，我連哭帶哼的悲劇不可幸免。就因為這個原因，我不可能連續在農村堅持很多天。每次不到一個月，就得回南京治療近一個月，沒有痊愈，帶著遍體鱗傷，再回農。周而複始，年複一年，全身都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經曆過多少個這樣的雨夜，以致後來的幾十年，我皆患有“雨聲抑鬱症”。
一陣寒氣從無窗的窗戶衝了進來。北風在屋裡肆虐著，冰冷的雨水橫掃過來，木頭門栓吱吱作響。
燈滅了。
我打了一個寒噤。這個淒風苦雨的夜晚，又一次使我驚悚不已。四年前的雨夜，因為身上的奇癢而徹夜無眠，那個歹徒剛潛入屋裡，我叫醒了女伴，於是我倆開始拚命反抗，大聲呼救，隨後抱頭痛哭……
今年我能上大學，能回家嗎？
我背著一大包衣服，頭上包裹著金黃色的大圍巾，又走在這走了七年的大圍埂上。這十裡圍埂啊，前不巴村，後不著店，何處是儘頭，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呢？
父親雖然“解放”了，可身體全垮了。哥哥下放在高淳，也已經七年了。弟弟妹妹雖然在南京工作，但因為我和哥哥的回城無望，全家籠罩在一片陰雲之中。
下了圍埂，走了二裡多路，到了村乾部家，送禮。從小隊長到大隊書記，知青負責人，每送過一家，心裡就輕鬆一點，感覺距離目標又進了一步。同時又感覺心裡的負擔更沉重了一點，付出會有結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