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塵埃落定，迷霧散開，陳府內的這場慘劇真相昭然若揭。陳世儒之妻李氏策劃並唆使婢女殺害張氏的事實，證據確鑿，無可抵賴。她，正是這場令人唏噓不已的謀殺案背後的真正主使。
當這件悖逆倫理的弑母案曝光後，猶如投下一枚重磅炸彈，頃刻間震撼了整個社會，激起了軒然大波。無論張氏如何嚴苛，她畢竟身為李氏的婆婆，恪守天地君親師之倫常，此番橫死實乃人世間不可饒恕的大逆之舉。
焦點集中在陳世儒身上，他是否知曉這一切，亦或是否參與其中，成為破解此案的關鍵謎團。事發當日，陳世儒正在外地履職，有確切的不在場證據，理論上排除了他的直接行凶可能。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張氏死後，陳世儒匆匆回京守喪，多日過去，竟未察覺到母親死因的異常之處，難道真是粗心大意，還是另有隱情？
府中的婢女們對此保持沉默，無人向陳世儒透露半點蛛絲馬跡，不禁讓人揣測其間是否存在某種潛在的共謀。尤其是李氏在實施這場殘忍計劃時，究竟是獨自策劃，還是與陳世儒有過交流和默契？這些疑問如同一座座巨石，沉甸甸地壓在每一個關注此案之人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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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陳世儒表麵上有著充足的辯解理由，但身為一家之長，同時也是李氏的夫君，對於發生在自家府邸的如此驚天巨案，他竟然毫不知情，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輕易撇清其應負的責任。
隨著案情愈發撲朔迷離，這樁震驚朝野的弑母案正式進入了激烈的司法較量階段。大宋朝廷派遣了最高層級的司法力量，力求撥開迷霧，還原真相。然而，即便開封府全力以赴，曆經半年多的偵查審理，案件仍然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軍巡院的官員基於現有證據，提出李氏雖有惡意，但缺乏明確指示他人殺姑的確鑿口供，按照當時的法律條款，並不足以判處死刑。另一方麵，開封府尹蘇頌陷入了糾結，他認為陳世儒對妻子的陰謀並不知情，這種狀況令他左右為難，導致案件停滯不前，持續拖延。
與此同時，開封城內謠言四起，有彆有用心者煽風點火，散布陳世儒夫婦聯手謀劃殺母的不實言論，甚至謠傳開封府尹蘇頌故意包庇二人，這讓本已沸騰的輿論再度升級。而這些傳言並非全然虛構，它們背後隱藏著一些未經證實的線索。
在案發之後，李氏為了自救，求助於自己的母親，希望她能夠找尋途徑遊說同知樞密院的呂公著出麵乾涉此案。焦急的呂氏連夜趕往呂公著府邸，傳達了女兒的懇求。遺憾的是，呂公著雖然身處高位，但他深知職權界限，身為同知樞密院，無權插手開封府的具體審判工作。更何況，呂公著秉持公正廉潔的原則，不願為此事沾染任何不義之名，因而果斷拒絕了呂氏的請求。麵對如此答複，呂氏隻能滿含淚水黯然離去。
在風雲變幻的北宋官場上，儘管呂公著堅守原則，拒絕了親戚之間的私下請托，但這起駭人聽聞的弑母案並未因此止步於司法層麵。同一姓氏下流淌的血脈，終究無法完全隔斷關聯，呂公著的侄子呂希亞，一個大理寺評事，以及陳世儒的朋友之婿、讚善大夫晏靖，這兩個重量級人物開始涉足此案，介入調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晏靖不僅在官方渠道上探詢案情，甚至還與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司馬光之子司馬康進行了私下交談，探討此案的細節。這一係列的動作，猶如一塊巨石投入平靜湖麵，迅速激起一圈圈漣漪。原本圍繞著人倫道德的慘烈命案，自此不再單純，它悄無聲息地與朝堂之上激烈的新舊黨爭纏繞在一起，化作一場更為複雜、更為恐怖的政治角力，讓整個北宋朝廷為之震動。
在宋神宗全力推行王安石銳意革新的變法時期，呂公著和司馬康之父司馬光作為舊黨的領軍人物，堅決抵製新政，而陳世儒的嶽父李師中更是與司馬光、蘇軾、蘇軾兄弟等舊黨核心人物交情甚篤。此時，新黨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決定利用陳世儒家中的弑母案，作為攻擊舊黨的利器。
握有實權的新黨重臣呂惠卿果斷出手，授意禦史舒亶接手此案，並意圖將其升級為一場政治清算，欲將舊黨勢力一舉鏟除。原本一樁駭人聽聞的刑事命案，頓時引發了整個大宋朝廷的關注。宋神宗，雖支持變法，但也敏銳地捕捉到了此案所能帶來的政治影響力，他親自過問，並對蘇頌強調“此案涉及人倫大惡，務必徹底追查！”
負責此案的蘇頌態度中正不阿，他回應宋神宗“此案已交由司法部門處理，臣既不敢輕縱罪犯，也不會刻意加重其罪。”在蘇頌公正無私的審理下，這起案件並未如新黨期望的那樣發酵擴大，從而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新黨見蘇頌並不配合，認定他是阻礙計劃的絆腳石，於是決定對他進行排擠，企圖將他從案件中剔除出去，從而能夠更好地操縱此案，實現打壓舊黨的政治目的。
元豐二年（1079年），蘇頌在尚未就陳世儒案作出定論之時，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祥符縣令李純所牽連的違法僧侶案波及，禦史舒亶以此為契機，以“故意放縱罪犯”的罪名彈劾蘇頌，迫使他被貶至濠州出任知州。蘇頌遭貶黜，意味著陳世儒案失去了一個公正裁判的舵手，案件旋即被移交至大理寺進行重審。
這時，大理寺丞賈種民，作為新黨陣營的一員，順勢接管了此案的審理權。於是，原本的人倫悲劇逐漸演化成一場新黨打擊舊黨的政治大戲。新黨以陳世儒與舊黨關係密切為由，蓄意擴大此案的影響，陸續逮捕了與陳世儒有親屬聯係的呂希亞、晏靖，甚至連呂公著的女婿、兒子等一乾人等均未能幸免，被投入囹圄。
戲劇性的是，早已被貶謫至濠州牢獄的蘇頌，在那裡竟與同樣因“烏台詩案”被捕的大文豪蘇軾不期而遇。賈種民試圖逼迫蘇頌誣陷呂公著曾向其求情乾預此案，但蘇頌堅守底線，斷然拒絕“誣陷他人致死，是我絕對不能做的事情！”由於蘇頌拒不合作，新黨再次對他施以貶謫。
眼看案件越鬨越大，宋神宗察覺事態失控，急忙下令將案件從大理寺轉交給禦史台審理。然而，此時禦史台的掌舵人蔡確不僅是新黨內部的重要人物，而且他與陳家有宿怨——當年蔡確的父親蔡黃裳在擔任陳州錄事參軍時，因故遭到陳執中罷免職務。新仇舊恨交織，蔡確決意借此機會報複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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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禦史台在蔡確的主導下，終於給出了結案報告陳世儒夫婦被認定共同策劃並實施了弑母罪行，依據大宋律法，兩人應當處以極刑。
那時，宋神宗麵對陳世儒一案，心中起了微妙的猶豫。畢竟，陳執中膝下僅此獨子，倘若陳世儒身首異處，陳家便麵臨血脈斷絕的境地。他思索著是否能網開一麵，讓陳世儒留下，延續陳家的祭祀香火，私下不禁提出“隻此一子，何不留他以保全家族祭祀呢？”
禦史台的蔡確立場強硬，對於神宗的惻隱之心不以為然，厲聲反問“對於如此悖逆綱常倫理的滔天大罪，豈能輕易寬恕？”他的質問擲地有聲，仿佛敲響了正義的鐘鳴。
最後，鐵麵無私的判決落下，陳世儒夫婦及其參與謀殺的眾多婢女共計十九人，悉數被判死刑；其他相關涉案者則被流放到邊遠之地。與此同時，因對此案處理失當、涉嫌包庇罪犯，開封府原負責官員遭受懲處；大理寺的法官們因借機擴大打擊範圍，亦未能逃脫責罰，其中大理寺丞賈種民更是因此被降職處分。而呂公著的兒子呂希績、呂希純，侄子呂希亞，以及司馬光之子司馬康、關聯人物晏靖等舊黨子弟，紛紛因卷入此案旋渦，受到貶謫的懲罰。
背後的真相卻是，新黨意圖借助此案一舉扳倒舊黨兩位核心人物呂公著和司馬光，通過陳世儒案發動了一場針對舊黨的全麵攻勢。幸運的是，這些舊黨二代雖身處險境，卻未曾屈服於壓力，堅決扞衛父輩清譽，不曾構陷長輩。
這件看似普通的刑事案，因其背後錯綜複雜的黨派鬥爭，逐漸發酵成為新舊兩黨激烈攻訐的戰場。同一時期，還有另外兩起類似案件，如同鏡像般映射出朝廷內部的裂痕。自此，大宋朝廷的秩序開始暗潮湧動，漸趨瓦解。新舊兩黨為了各自利益，不惜一切代價互相傾軋，這無疑為日後宋朝的衰敗乃至覆滅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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