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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博取當地人心，李璮還修複了廢棄已久的考場和文廟，試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人在蒙古心向漢”的角色，為自己日後可能的背叛行為提前鋪墊合理化理由。
到了中統二年（1261）正月，李璮借口防止南宋侵犯，未經朝廷批準，就大興土木加強益都城防建設，構建了一道銅牆鐵壁般的屏障。
這些舉動無疑是在觸碰帝國律法的底線，如同在黑暗中播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一場撼動帝國根基的危機。
蒙古鐵騎所向披靡，戰場上無人能擋，卻唯獨畏懼於堅固城池的攻堅戰，為此曆代蒙古大汗均嚴格約束，嚴禁各地修築城牆，強化城防。為防止內部滋生叛亂勢力，蒙古統治階層更是嚴密管控戰馬交易，規定隻有朝廷才有權購馬，無論民間還是軍隊，一律不得私自買賣駿馬。
李璮膽大包天，竟無視禁令，暗中指示部下北上各地，不惜高價收購優良戰馬，囤積實力。不僅如此，他還蔑視中央權威，禁止在其領地內流通朝廷發行的中統鈔票，反而采用南宋漣州會子作為貨幣，進一步削弱朝廷對益都的經濟控製。
更令人瞠目的是，李璮私扣鹽稅收入，將本應上繳朝廷的鹽課用於自行招募兵馬，壯大私人武裝。不知不覺間，益都已成為李璮一手打造的獨立王國，他擁兵自重，靜待時機成熟，伺機而動。
1260年，忽必烈與阿裡不哥為了爭奪汗位，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的內戰。李璮敏銳察覺，認定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而在忽必烈的核心權力圈中，還有一個與李璮息息相關的野心家，那就是他的嶽父——留守燕京（今北京）擔任中書平章政事的王文統。兩人一明一暗，正在謀劃一場足以撼動帝國根基的巨變。
這個家夥野心勃勃，自以為是地煽動女婿李璮起兵造反，妄圖趁忽必烈北征之機，封鎖住蒙古大軍，讓自己成為中原地區的幕後操盤手。
實際上，忽必烈對李璮的反叛苗頭早有察覺，或者說是李璮屢次違背命令、擅自擴張兵力的種種行為，已經讓忽必烈的耐心消耗殆儘。
由於當時忙於與阿裡不哥爭奪汗位，忽必烈暫時按捺住怒火。但他心中清楚，一旦內戰結束，必定會清算李璮。某種程度上講，李璮的反叛也是被逼無奈的選擇。
李璮最初的打算是憑借手中的軍隊割據一方，但卻沒想過自立為王。當他真正舉起義旗，卻又忐忑不安，深知蒙古鐵騎的強大，所以他選擇向南宋表明臣服之意。然而，南宋朝廷對他突如其來的歸順持懷疑態度，要求他交出“投名狀”以驗誠意。
李璮為了贏得南宋的信任，交出了漣、海等數座城市，這就顯示出他的造反並非預先規劃好的，而是倉促決定。宋廷見狀，認為李璮確實有誠意，遂冊封他為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和齊郡王。
李璮並沒有采取主動攻擊蒙古軍隊的實質性行動，而是選擇堅守陣地，消極防守，換種說法，他仿佛是在原地等待最後的裁決。
李璮扯起一麵複興北宋的旗幟，可那昔日的大宋早已消失在曆史長河中，一百多年的光陰洗滌，中原大地的人們對那個朝代的記憶已模糊不清。更何況，蒙古騎兵的剽悍戰力，北方漢人早有切膚之痛，連那些當地的漢族官員和將領們都心中惴惴，喪失了反抗的信心。
於是乎，當李璮發起反叛的那一刻，多數漢人群體選擇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幾乎沒有重要人物站出來響應他的號召。這場叛亂持續兩個月之久，中原地區竟無一名有影響力的漢人將領或官員挺身而出，這令李璮始料未及。
這些人並非甘心臣服於蒙古統治，相反，他們對當權者的諸多政策頗有微詞，私下甚至公開表達了對蒙古大汗的不滿，心底也期盼著改朝換代的到來。然而，不滿歸不滿，造反可不是鬨著玩的，稍有不慎便會株連九族，除非有十拿九穩的勝算，否則他們絕不會輕易舉兵響應叛軍。歸根結底，他們對李璮這位叛軍首領並不具備足夠的信任。
儘管李璮第一時間聯絡了各地的漢人諸侯，但響應者寥寥無幾，絕大多數人都在默默觀察局勢的發展。最終，僅有太原路總管李毅奴哥、達魯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萬戶張邦直（張榮之子）三人率領部下加入了李璮的陣營。
然而更令李璮感到不解的是，其他的漢人勢力不僅不支持他，反而在風向變化之時，紛紛看清了對自己不利的態勢，轉而加入了對李璮叛軍的圍剿行動。這場原本希望複興宋室的叛亂，卻成為了李璮孤軍奮戰的困獸之鬥。
在另一邊，南宋的軍隊也曾嘗試與李璮聯手，意圖趁機收複失地，但奈何自身戰鬥力疲弱，有心無力，最終隻能作壁上觀，無功而返。他們試圖向河南、安徽、山東及蘇北地區發起攻勢，然而忽必烈深知南宋軍力的虛弱本質，認定他們不過是虛張聲勢，難以構成實質威脅。因此，忽必烈全神貫注於解決李璮叛亂，對南宋軍隊的行動並未過多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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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短短七個月的艱苦對決，李璮在十七路蒙古大軍的聯合絞殺下慘敗，最終被俘。殘忍的命運降臨在他的頭上，他遭受肢解之刑，雙手雙腳被剁，還被挖出心臟和肝臟，淒慘死去。
曆史證明，李璮比起後來的吳三桂，實在遜色不少。吳三桂至少還有與清朝一較高下的實力，甚至一度挺進長江流域。反觀李璮，他自身並無足夠力量支撐叛亂，卻寄希望於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的漢人將領們能助他一臂之力，最終釀成悲劇。
李璮犯下的一項致命誤判，是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影響力，而嚴重低估了忽必烈的果決手腕。他推測忽必烈將全身心投入到與阿裡不哥的內訌中，誰知忽必烈卻展現出超凡的戰略眼光，暫停了對阿裡不哥的追擊，首先在燕京除去李璮背後的智囊，他的嶽父王文統。緊接著，忽必烈親自坐鎮，調動兵馬對李璮叛軍形成包圍之勢，最終在濟南將李璮逼入絕境。
在忽必烈眼中，與阿裡不哥的爭鬥雖關乎汗位歸屬，但無論如何，仍是在蒙古貴族內部解決，江山依然是自家人的。然而，李璮的叛亂倘若失控，意味著江山有可能落入“外族”之手，這才是真正的亡國之危。
李璮的叛亂雖然最終被平息，但它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卻極其深遠。最為顯著的影響，便是忽必烈對漢化政策的深刻反思與調整。
在此之前，阿裡不哥堅決反對重用漢人，認為他們不足以信賴。而忽必烈則堅信，要穩固中原的統治，就必須倚仗漢人的力量。然而，李璮的反叛事件，猶如一記響亮的耳光，讓忽必烈對漢人的信任受到嚴重打擊，原本積極推進的漢化政策（確切地說是對漢人的重用策略）也因此戛然而止。
兵變之後，陝西、甘肅、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那些握有重兵、長期自成一體的漢人將領們，紛紛遭到解除兵權的處置，他們的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壓製。這場兵變，改變了蒙古帝國對漢人策略的走向，也開啟了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忽必烈為了加強對漢人的鉗製，實施了一項極具爭議的策略他引入了西域的色目人和回回人作為帝國的“二等人”，並將漢人貶為“三等人”，在政治待遇上對他們刻意歧視。這一舉措猶如在平靜湖麵擲下一枚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在這個布局中，忽必烈忽略了民族和諧的重要性，他的決定猶如火上澆油，極大地激化了漢人與元朝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無形中為未來的動蕩埋下了種子。尤其是那場聲勢浩大的紅巾軍起義，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民族對立情緒的集中爆發。
相比於後來成功實現自我漢化的清朝，元朝未能融入中華文化的廣闊海洋，它的統治也因此顯得孤立而脆弱。短短百年的國祚，對於曆史悠久的中國而言，元朝就如同曆史長河中一朵轉瞬即逝的浪花，它的興衰曆程為我們留下了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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