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一直拖延立太子之事，大臣們紛紛上疏，但無一奏效。時間流逝，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去慈聖太後宮中問安。老太後滿臉不悅，直截了當地詢問他為何遲遲不立太子。可能是太後威嚴仍在，或是明神宗對這一問題毫無準備，他一時語塞，竟說出了那句致命的錯話“他，那個孩子，隻是都人的兒子。”他指的是自己的兒子朱常洛，言下之意是朱常洛出身低微。
明神宗似乎被鬼迷了心竅，他忘記了自己的母親也曾經是都人。慈聖太後怒不可遏，指著他的鼻子大聲反駁“你也是都人的兒子！”明神宗如夢初醒，驚恐萬分，立刻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這件事發生後，八月的一個清晨，內閣大學士沈一貫的奏疏如一道閃電劃破皇宮的寂靜。他巧妙地以“多子多孫”為引子，勸說明神宗早日立太子。這一招竟然出奇製勝，明神宗被打動，立刻下令即日舉行冊立太子大典。而這位即將登上太子之位的人選，自然是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
皇宮內的風雲變幻莫測，一場關於太子之位的較量悄然展開。而明神宗的那句錯話，仿佛成為了一個神秘的詛咒，纏繞在他的心頭，讓他在權力的漩渦中越陷越深。
京城之中，消息傳開，百姓和官員們得知消息後，歡呼之聲此起彼伏，仿佛雷聲滾滾。然而，鄭貴妃卻坐不住了，她心中波瀾起伏，對明神宗大鬨了一場。明神宗在她的哭鬨聲中再次動搖，竟以“典禮尚未完備”為借口，想要改期冊立太子。
在這關鍵時刻，沈一貫猶如一座堅不可摧的山嶽，他毅然將明神宗的手詔封還，堅決反對改期之舉。他的態度堅決，使得明神宗在猶豫中終於下定了決心。於是，在十月十五日這一天，皇長子常洛終於被正式冊立為太子，而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
朱常洛的太子之路並不平坦。明神宗對他並不喜愛，而鄭貴妃更是對太子之位虎視眈眈，時刻想要“易儲”，將他從太子之位上拉下來。宮廷之中，暗流湧動，一場關於太子之位的較量正在悄然展開。朱常洛身處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會跌入萬丈深淵。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內閣大學士朱賡在自家門前意外發現了一張傳單，標題醒目刺眼——《續憂危竑議》。這份傳單上，字字句句都指向了一個驚天的陰謀鄭貴妃意圖廢黜太子，將自己的兒子朱常洵推上儲君之位。
更讓朱賡震驚的是，這份傳單並非隻送到他一人手中。前一晚，它已經在整個京師瘋狂傳播，從莊嚴的宮門到熙攘的街巷，無處不見其蹤影。傳單中，一個名為“鄭福成”的神秘人物以問答形式，巧妙地將鄭貴妃與福王朱常洵的野心展露無遺。而“鄭福成”這個名字，似乎在暗示著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將成為未來的皇帝。
傳單中還提及，明神宗立皇長子為太子乃是無奈之舉，日後必將更易；而任用朱賡為內閣大臣，竟是因為“賡”與“更”同音，寓意著未來的更替。這份傳單雖然隻有短短三百餘字，但其內容卻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中激起了軒然大波。人們紛紛議論紛紛，稱這份傳單為“妖書”，因其言辭詭異，妄圖挑撥皇室血脈，引發宮廷動蕩。
明神宗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東廠、錦衣衛以及五城巡捕衙門全力搜捕造書之人，誓要查出幕後主使，揭開這起“妖書案”的真相。一時間，京城之中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第二次“妖書案”的陰影籠罩在皇宮與百姓的心頭。
《續憂危竑議》的妖風刮得京城人心惶惶，文中竟然指名道姓地指責內閣大學士朱賡和首輔沈一貫是鄭貴妃的爪牙，意圖助她廢太子。這二人猶如被雷擊中，臉色瞬間慘白。他們急忙上疏為自己辯解，同時為了避免被卷入更深的漩渦，不得不暫時辭去官職，帶罪在家。
沈一貫雖然暫時失勢，但他老謀深算，不甘心就這樣被妖書所困。於是，他暗中指使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內閣大學士沈鯉與這起“妖書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沈鯉之所以成為沈一貫的目標，一方麵是因為他與沈一貫素來不和，兩人之間的爭鬥早已是朝野皆知；另一方麵，當時內閣中，首輔沈一貫和次輔朱賡都被妖書點名，而沈鯉卻榜上無名，獨自主持內閣工作。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認為他可能與妖書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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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郭正域，他之所以被牽連其中，一是因為之前與沈一貫在楚太子獄一事上結下了深仇大恨；二是因為同知胡化上書告發訓導阮明卿“造作妖書”，而阮明卿正是錢夢皋的女婿。錢夢皋為了替女婿脫罪，急需找個替罪羊。而郭正域作為沈鯉的門生，又是胡化的同鄉，加上當時已被罷官，即將離開京師，自然成了他們眼中最佳的“發泄私憤”的對象。
就這樣，沈一貫和錢夢皋的陰謀得逞，沈鯉和郭正域被無辜牽連，一場由妖書案引發的大獄即將拉開序幕。京城之中，暗流湧動，一場關於權力與複仇的較量正在悄然上演。
正當郭正域預備逃離京城之時，卻不料落入了法網。巡城禦史康丕揚在對沈鯉府邸的嚴密搜查行動中，意外牽扯出了三位重要人物名震佛界的高僧達觀法師（也就是聲名卓著的紫柏大師）、醫術高超的沈令譽大夫以及琴藝出眾的鐘澄琴師。康丕揚在奏折中揭示，“妖書案”與“楚太子案”兩者實為同一源頭。達觀大師因積極呼籲朝廷停征礦稅，穿梭於京城各個階層，觸動了當權者的利益，故而在此關頭被有意無意地卷入旋渦。達觀法師與沈令譽大夫遭受了極其嚴苛的刑訊逼供，尤其是達觀大師在遭受酷刑後，雖被強加罪名，卻保持了高尚的節操，最終忍辱負重，沐浴更衣，端坐在禪榻之上安然圓寂；而沈令譽大夫也同樣承受了非人的折磨。
此時，東廠、錦衣衛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組成的聯合審判庭展開了對沈令譽的會審。為迫使沈令譽認罪，背後進行了精心策劃的布局。令人瞠目的是，甚至連沈令譽家中年僅十歲的奶媽之女也被帶到公堂作證。東廠提督陳矩，即先前曾攜呂坤編撰的《閨範圖說》入宮的那位關鍵人物，親自向小女孩提問“你可見到製作‘妖書’的雕版有多少塊？”女孩天真無邪地答道“好多好多，都堆滿了房間。”陳矩聽罷不禁啞然失笑，畢竟，《續憂危竑議》不過寥寥數百字，最多也就兩頁紙，怎麼可能需要堆滿一屋的雕版？如此明顯的矛盾讓沈令譽的冤屈暴露無遺，從而也讓針對郭正域和沈鯉的栽贓陷害顯得越發荒謬無力。
此時此刻，京城內風聲鶴唳，各方人士爭相湧現，紛紛指控他人涉入“妖書案”。錦衣衛指揮使王之禎等四人率先舉報同僚周嘉慶與此案有關聯，但很快查明此乃憑空構陷。案情愈發撲朔迷離，形勢日益嚴峻。當事人胡化在巨大壓力下坦白，承認自己惡意誣告阮明卿是妖書的始作俑者。曆史記載，在那幾天裡，拘捕與審訊接連不斷，整個京城彌漫著恐懼的氣息，人人自危。
在沈一貫的暗中授意下，負責審訊的官員試圖誘導胡化改口，指認郭正域才是妖書案背後的主謀。然而，胡化堅決否認，直言道“阮明卿是我私人恩怨的對象，所以我才舉報他。至於郭正域，他中進士後二十多年，我們從未有過交集，怎可能一同炮製妖書呢？”
郭正域曾在太子朱常洛身邊擔任講官，教書育人。太子聞聽此事，私下對身邊親近的人感慨萬千“為什麼要陷害我這麼優秀的講官？”這句話內涵豐富，令聽聞者無不感到震懾。為了保護老師，朱常洛特派使者秘密傳達口信給東廠提督陳矩，請他寬宥郭正域。陳矩身為老練的權謀者，深知太子雖處境尷尬，但仍非輕易招惹的對象。況且，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能證明郭正域與妖書案有所牽連，顯然這是一樁天大的冤案。得益於陳矩的巧妙運作與保護，郭正域才得以躲過此劫。
針對郭正域的連續五日審訊，始終未能找出確鑿罪證定其罪。明神宗得知後勃然大怒，下詔嚴斥審理此案的官員。一時間，眾官員惶恐不安，東廠、錦衣衛乃至京營巡捕皆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京城中人人岌岌可危，為了儘快平息事態，必須找尋一個替罪羊來堵住悠悠眾口。
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妖書”現世後的第十個夜晚，東廠緝捕隊鎖定並逮捕了一個行為鬼祟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在審訊中抖露出其兄皦生光與“妖書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皦生光，一個出身順天府的秀才，憑借聰明狡黠的性格，混跡於市井之間，靠“造假詐騙”維生，其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智囊全集》中記錄了他的一段傳奇故事有一位地方鄉紳為討好朝中權貴，遍尋珍貴玉杯作為壽禮，委托皦生光代為尋找。三日後，皦生光帶來一對精美絕倫的玉杯，聲稱它們出自官庫，價值百金，他隻收五十金即可。鄉紳滿心歡喜購得玉杯。
沒過多久，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兩名吵嚷不休的男子被卒吏快馬加鞭地帶到了鄉紳麵前，其中一人竟是皦生光，另一個則是宦官。皦生光滿臉愁容，聲稱之前賣出的玉杯實乃皇宮藏品，因宦官私盜而出售，如今事情敗露，唯有將玉杯歸還宮中，雙方才能化險為夷。鄉紳頓時陷入窘境，因為玉杯已被贈予權貴，無法收回。無奈之下，他求助於皦生光，希望他能化解危機。皦生光一副為難的模樣，思索良久後，建議鄉紳出資賄賂宦官和衙門官員，或許還能僥幸過關。鄉紳走投無路，隻得答應，掏出將近千兩白銀。儘管事後明白自己被皦生光欺詐利用，但木已成舟，鄉紳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這段往事揭示了皦生光擅長編織騙局，借機斂財的狡猾本性，也為他可能涉足“妖書案”增添了幾分懸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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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皦生光還利用當時沸沸揚揚的“國本之爭”，策劃了一場針對鄭貴妃胞弟鄭國泰的驚人勒索案。話說有個名叫包繼誌的富豪商人，想要附庸風雅，便請皦生光幫他編輯一部詩集。皦生光心懷叵測，悄悄在詩集中插入一首五言律詩，詩句中含沙射影，暗示鄭貴妃意圖扶持其子篡奪皇位，而這句“鄭主乘黃屋”便是關鍵線索。粗心的包繼誌對詩詞背後的含義渾然不覺，便將詩集付梓出版。
皦生光見計策生效，迅速找人威脅包繼誌，稱其詩集中含有謀反言論。包繼誌察覺到被騙，卻礙於顏麵和事態嚴重，隻好選擇破財消災。嘗到甜頭的皦生光並未就此罷手，他緊接著拿著這本“證據確鑿”的詩集去找鄭國泰算賬。鄭國泰本性懦弱，加之民間輿論對鄭貴妃極為不利，不敢聲張，也隻好忍氣吞聲地掏腰包擺平此事。
待到皦生彩揭露了他哥哥皦生光的劣跡斑斑，這些過往行徑隨之浮出水麵。錦衣衛如抓住了燙手山芋般興奮異常，立即將皦生光逮捕歸案，並對他嚴刑逼供，最終使他屈打成招，承認了罪行。
原本，案件進展至此，按理應當告一段落，但主導審訊的刑部尚書蕭大亨卻另有盤算，為了迎合權臣沈一貫的意圖，他試圖將“妖書案”的黑鍋扣在郭正域頭上。然而，皦生光在酷刑的摧殘下，展現出最後的堅韌與勇氣，寧死也不願誣陷他人。他的妻子、妾室甚至年僅十歲的幼子，都被嚴刑拷打，卻無人按照蕭大亨的設計去捏造供詞。
儘管幾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皦生光其實並不是“妖書案”的真正主謀，即便是急於結案的沈一貫和朱賡，雖然他們急於找出責任人，也無法相信像皦生光這般潦倒的秀才能夠寫出《續憂危竑議》那樣洞悉朝廷內幕的文章。然而，在輿論壓力與皇室急於穩定局勢的雙重驅使下，明神宗選擇了草率結案。皦生光最終被判處極刑，慘遭淩遲，其家人也被發配至邊疆充軍，成為這場冤案的無辜犧牲品。
皦生光死後，那段詭異莫測的第二次“妖書案”也隨之悄無聲息地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中，那篇神秘莫測的“妖書”作者身份至今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謎團。而在“妖書案”餘波未平之際，楚王朱華奎以資助工程為由，向朝廷捐獻了一萬兩白銀。
這筆巨款在途經漢陽時遭遇了意外。楚國宗室成員朱蘊鈐因對朝廷處理妖書案的方式極度不滿，集結了數百名同族人馬，公然截走了這批白銀。當地通判等官員聞訊後迅速行動，當場抓獲了領頭的32名宗室犯人，並將他們投入大牢。但這一抓捕行動引發了楚王宗族更大規模的騷動，他們悍然衝擊府衙，企圖奪回被扣押的白銀和族人。
副使周應治，這位曾於廣東惠州創建“天泉書院”的鄞縣名人，在此次事件中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遭到攻擊，不得不暫避民間以保自身安全。而身為兵部尚書、右副都禦史兼湖廣巡撫的趙可懷，因在處理“偽楚王案”時順應權臣沈一貫的意圖，導致楚藩宗室對其極為不滿，認定其判決不公。當趙可懷提審要犯時，朱蘊鈐和朱蘊訇居然掙斷刑枷，動手將他打死。
至萬曆三十三年四月，朱蘊鈐與朱蘊訇被押送至湖廣承天府處以死刑，朱華堆等三人不堪重壓自儘身亡，朱華焦、朱蘊鈁等人則被囚禁起來，這一係列事件最終被稱為“劫杠案”，深深地烙印在曆史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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