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諭旨，確實如同朱翊鈞所說“甚長”。諭旨的主要內容是從漢、蒙兩個視角梳理草原和漢地兩百年來的恩怨情仇，對雙方本屬華夏之人，卻仇殺不已的現實情況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並提出了解決方案。
這份超過六千字的諭旨，成為了本時空民族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它拋棄了此前明朝廷文過飾非，“視強者仍為夷虜”的打腫臉充胖子般“政治正確”，分彆站在雙方的角度評價了較為重大的衝突、和“互市”，從而讓聽眾得出一個結論如果當時雙方都能妥善處理衝突和管控分歧，我們都不會過得像現在這般苦。
例如，在描述蒙古因與大明交戰經年，導致一盤散沙，攻殺無已時，詔旨中說道“草原大亂，異姓“賽特”擁兵稱雄，廢立頻繁。自脫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鹹被弑。如此亂世，甲胃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災異，死者枕籍。”[注]
詔旨對於明朝廷自身的失敗和存在的問題，也並不諱言“其勢張後，索中國財物，歲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以是銜怨。”
“漢蒙之民互市之時，漢民帛時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屬不堪一著，即破碎矣。爭罵斥辱、弓刀相脅，日積月累，致生兵禍——土木之變，痛哉至深！”
詔旨儘管翻譯成了蒙語，但一邊讀，一邊又有通譯給翻譯成漢文。金帳中的大員如張四維、申時行等此前看過詔旨原文，此時神色不動。之前沒有見過詔旨內容的漢官，聽到詔旨中談到土木堡之變，且有很多自我批評的詞句，相顧變色。
而聽著皇帝詔旨的蒙古諸酋，個個臉色漲紅，呼吸粗重，顯然個個心內都不平靜。他們也萬萬想不到皇帝詔旨中對蒙漢之間的衝突看待的如此客觀。
實際上詔旨並不客觀，也先在土木堡之變前後，有恢複蒙元之意，所以這一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卻不是詔旨所說的矛盾日積月累導致衝突。但說實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個算一個，沒有一個曆史精通。詔旨避重就輕的定調，他們也聽不出來。
隨後，詔旨中回顧了“俺答封貢”之後的漢蒙關係“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躪，免生靈之荼毒”並分析了雙方互市的必然性
“爾等散處沙漠草原，人不耕織，地無他產，鍋釜針線之日用，須藉漢人鑄造；綢緞絹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絕貢閉市，唯有搶掠而已。”
“計所以得之者，唯搶掠與貢市二端。達延汗後，每入寇時，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然則所獲幾何？人馬卻多有殺傷。朝廷兵強馬壯時，如前年圖們汗與昆都力哈等，種類絕矣。”
眾虜聽到“種類絕矣”幾個字，又齊齊顫抖了一下察哈爾部勢力何其大也，乃元順帝之後最強大黃金家族達延汗長子一係所掌，號稱中央萬戶。蘇尼特、烏珠穆沁、浩齊特、克什克騰、敖漢、奈曼等部都以圖們汗為尊。雖然各部不能為圖們汗拚命，但壯壯聲勢完全夠用——控弦之士相加超過五萬。
然而，此前的戰爭對大明來說，卻乏善可陳。曼穀歹戰法在萬曆十四型火槍麵前就是個笑話。卷上蒙古包遷徙也沒用，漢人用四輪馬車帶著士兵給養，運動速度比部落遷徙快不說，還能利用馬車形成車陣。
時代變了！與明軍對戰後逃得性命的蒙古兵們都說，他們最大的感受是明軍士氣極其高漲，求戰極其強烈，與百餘年來漢人孱弱之狀完全相異。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萬騎長驅而入，大掠山西，“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掠二十餘萬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變”，俺答汗圍困京師，沿途明軍“不敢發一矢”，“所殘掠人畜二百餘萬”。
當時的蒙古人用歌詞的形式記錄了這段曆史“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帥三萬戶出征，包圍漢地蘇布爾噶圖城直抵卜隆吉爾河，酩酊大醉之漢人自行前來投誠，使其魚貫而走，婦幼乘車而行。解歸時俘虜之先頭抵達烏蘭木倫，而其後尾尚未離開長城。”
一直到“俺答封貢”時，漠南蒙古人也自認為蒙古兵一個能打漢兵五個。俺答汗為了保住“俺答封貢”政治成果，與諸部定下十三條規約，事無巨細——主要內容就是約束蒙古人不得在互市時欺負漢人。
然而，一切都變了。此時端坐在禦座之上，被他們稱為“天可汗”的皇帝，僅僅用了七、八年時間，就把九邊兵馬都變成了殺戮的機器，他們紅著眼睛，目露凶光，等待著邊牆外的部落犯下致命的錯誤——如同圖們汗與昆都力哈那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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