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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曆十二年從過了年開始，杭州、湖州、嘉興、蘇州、川中、漳州等二十多個州縣陸續報民變，光報閃爍不停、官道驛馬往來，將各地情況報到中樞，又將朝廷處置的諭旨從京師送到地方。
經過了第一個季度的醞釀，在土壤下方燃燒的地火突然從某些縫隙裡麵竄出，燒的帝國的統治者一陣錐心的疼痛！
四月初三，漳州府城大規模織工聚集，衝擊織造工廠，被漳州府彈壓。沒消停幾天，又有大量倒閉的生絲作坊業者衝擊繅絲廠，將此前被武力壓製的織工們又引了出來，並很快擴散到鐵器行業和棉紡行業。
在一片混亂之中，漳州府處置失當，導致當地糧價飛漲，已經失業的大量手工業者生活更加難以為繼。四月十一日，終於滿城暴動，知府倉皇逃竄，府城已非朝廷所有。隨即亂潮波及佛山、順德，並逐漸向東北方向擴散，錦衣衛國安局密報蘇杭和嘉興也有不穩跡象。
漳州知府王玉璞深知罪無可恕，安頓好家人之後，上吊自殺，成為因“江南民變”而死的第一位四品高官。
十個手指又長又短，皇帝也不能要求每一個地方官都不犯錯誤，王玉璞自殺，也就不宜再株連家人，否則天下地方官誰還敢有作為和擔當。
朱翊鈞和政事堂連夜開會，研究如何措置江南亂局。此際非是檢討政策的時候，當務之急是將這亂局迅速平定，然後慢慢梳理。
因萬曆十一年年底時，國安局已經密報江南各地有不穩跡象，朱翊鈞緊急下旨，停止海漕北運，並從北方向南方調糧，穩定江南各地糧價。這也首開大明由北向南輸糧的先河，海漕總督吳兌看見諭旨之後都懵了。
工業生產摧毀手工業帶來的陣痛，在任何國家、任何曆史階段都沒有太多好辦法。尤其是在封建社會中，基層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和後世新中國存在天地之差，朱翊鈞除了早早安排賑濟，並要求地方官引導失業者向新占地移民求生之外，並無太好的手段。
儘管蒸汽機還沒有發明，但水力、畜力的大規模應用，配合新機器的高效率，已經造成了江南手工業者的大規模破產。
而新產業吸納人口的效應還沒有顯現出來——因為貨幣投放量不足，導致整個南方人均收入較過去增長有限，消費市場不夠容納新舊兩種生產模式的產品，順德茛綢那樣的商品滯銷就成為普遍問題。
這些問題，朱翊鈞都思考過。但他有些僥幸心理，認為天下百姓隻要有口飯吃，就不會奮起抗爭。且幣值改革非同小可，朱翊鈞心裡總覺得有了充分的貴金屬儲備托底之後，才能決斷——現在猶豫不決的後果已經顯現。
在禦前會議上，張居正帶著政事堂將整個江南地區的情報梳理了一遍，隨即提出處置方案一是光報下旨，命令兩廣總督調集新軍，將漳州和順德等地的民亂平定；二是各地立即開始做好彈壓準備，防止漳州府亂局擴散、重演；三是立即發放救濟糧。所有存在不穩跡象的州縣，立即進行失業者登記，發糧食補貼，直到危局消弭。
上述三條算是治標之策，且無法長時間維係。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江南亂局，政事堂分成了兩派王國光等人認為必須立即推動幣製改革，在江南開展以工代賑的各類項目，吸納失業人口並推動百姓收入急劇增加；張四維等人認為朝廷應限製江南地區新商社許可證的發放，並降低新業產能，讓失業百姓重拾生計。
張居正作為內閣總理，認為兩派都有道理，朝廷應該雙管齊下。因爭吵激烈，政事堂未能達成一致，奏請聖裁。
朱翊鈞聽了之後，沉吟再三方道“如今日本、緬甸、朝鮮、暹羅、安南等地局勢如何？”
朝中諸臣聽了，心說皇帝這一杆子扯到哪裡去了。軍情局局長劉守有敬陪末座，此時起身回奏道“現在緬甸情況最好，仰光城已經建成一半，羅總督行轅已經從勃固搬到仰光。”
“日本仍在大亂。豐臣秀吉與柴田勝家已經多次作戰，互有勝負。多地大名已經卷入，兩派涇渭分明，就看誰能定乾坤於一役了。”
“朝鮮李朝黨爭無已，李昖在去年年底將宋應溉、樸謹元、許葑等東人首領逐出朝堂，竄之邊地；現在西人盤踞朝堂，臣揣測李昖很快就會再做調整。”
“暹羅此前有欲擴地之念，被緬甸總督申飭，現在已經消停了，並無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