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內眾臣等了半天，也沒有人出列為君解憂。朱翊鈞在禦座上尷尬了一會兒，起身離座。眾臣隻聽得腳步聲響，魏朝緊跟著喊了一句道“退朝！”
因馬尼拉“捷報”突然而至，八月初三的大朝會開了一半就散了朝。皇帝回宮之後不久，就有內監出來傳話，召政事堂諸臣與禮部、兵部、工商部尚書到武英殿議事。
如今內閣仍是以張四維為首。萬曆十五年開始，他先後經曆了父親病故、後母胡夫人病亡，兩弟連續病亡之變，來回奔喪，身體逐漸難以支撐。
雖然張居正之後，朝廷已廢除了丁憂製度。但恰因如此，張四維這半年在京師與蒲州兩地來回奔波，越發形銷骨立起來。
前年張居正病重不能理事時，朱翊鈞為了保持變法的繼續推進和朝堂穩定，擴大了內閣並形成了三派——一派為首輔張四維、一派為潘晟、羅萬化、梁夢龍為變法中堅、另一派的申時行、許國分裂了以潘晟為首的張黨，立場偏向保守，三方鼎足而立。
如此一來，張四維作為首輔，無法做到如張居正般權柄獨攬，儼然權臣，卻發展出了“閣臣自不相擾，事歸諸部、言歸台諫”的執政風格，卻是較為正常的守成體製。
然則守成非朱翊鈞所欲。大變法自萬曆二年發軔，萬曆七年全麵鋪開，至十三年時正是如火如荼之時。因變法導致的新情況、新問題此起彼伏，需要不斷地破除桎梏，創新有為——此種能力張四維卻不太具備。
朱翊鈞與其磨合半年，就明白為什麼原時空張四維執政期雖短，但卻為清算張居正奠定了政治基礎。根本原因就是二人的三觀不同，導致政見相異，執政風格更是大相徑庭。
張居正是胸懷致君堯舜理想的政治家。其施政以結果為導向，行事不問手段，隻求達成目的。對政敵鐵麵無情，或用嚴刑峻法威逼考成。如此一來，官場積怨頗多。再加上為皇帝背了無數黑鍋，到後來真就鞠躬儘瘁，甚至將自己身後之事也付之闕如了。
張四維不然。他心中並無遠大的政治抱負，因此將總理大臣職位當成位極人臣的榮耀而非達成某種政治目的手段。他更不會為了貫徹其政見而積怨天下——他也沒有什麼出色的政見。
他再確定張居正的諡號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徐元春啟用，向天下發出了其將寬大從事的政治信號。而朱翊鈞當時也認為張居正將官場威迫甚重，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因此對張四維的寬大用事也就持讚同態度。
然而改革是一項後世稱之為滾石上山的事業，哪有讓當政者鬆一口氣再行推進的餘裕。此後朱翊鈞連續提出朝廷政體改革、金融改革和稅法改革三項重大任務，但張四維答應的很好，表現卻畏難而無實績。主政兩年來，除了做些調研、試點的工作，其他並無太多亮點亮色。
因為兩年來變法推進並未受到明顯乾擾，山西大災等重大事件張四維處理的也算中規中矩，朱翊鈞對張四維的能力水平雖有不滿，卻始終沒有下定換相的決心。
待朱翊鈞覺得張四維越發顢頇之時，其家中又連逢巨變，政事堂自萬曆十五年開始多由潘晟代行總理大臣職責——而蕭、謝二人在馬尼拉的孟浪之舉，卻表明潘晟並無掌控軍國重事的能力以及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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