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緬甸的龔顯爵爺當時沒那個資格享受特赦，因為這次特赦是專門對文官而且是重臣來的。他後來能夠恢複姓龔，是朱翊鈞給下的封賞特旨，否則他的子孫後代照樣得跟著龔顯冒名參軍的家夥姓劉。那樣的話，已經封公爵的龔大帥得鬱悶死，此亦足可見朱元璋當初的嚴格規定有其必要。
申時行依據特旨改姓歸宗後，做了個“恩同再造”的大牌匾，連著“狀元及第”的大牌子，吹吹打打送給蘇州老徐家，並表示原意照顧老徐家的讀書種子——後來他真是怎麼做的。於是，申、徐兩家皆大歡喜。
這件事的處理顯示了申時行較高的政治手腕，使他獲得時人非常高的評價：他做事謀而後動，既沒有以勢壓人，又照顧多方利益，使一件較為複雜的事情變成皆大歡喜，這是宰相的才能。
但相較於梁夢龍和羅萬化，申時行的政治立場偏向保守。他多次就翰林院的事兒向朱翊鈞建言，儘管不敢阻撓變法大政，但在施政時凡遇到較為複雜的問題，老想著外甥點燈籠——照舊。朱翊鈞希望內閣裡麵有這樣一個“反對派”，但讓他當總理大臣顯然是不合適的。
那就隻剩下梁夢龍和羅萬化了。這兩個一個是“本土派”代表，一個是“海歸派”首領，能力不相伯仲，手腕不相上下，且都是較為堅定的變法派。羅萬化性格有些耿介，但經過緬甸總督任上的鍛煉，早非同日而語。能夠迅速利用馬尼拉事件就是佐證——朱翊鈞尚未想到羅萬化可能在蕭、謝二人的政事堂鈞令上做了手腳。
但從朱翊鈞的角度的來看，選定其中一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皇帝在“海權和陸權之爭”上有了傾向，而朱翊鈞是不想做出這種選擇的。
後世的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和馬漢等人，分彆提出了陸權和海權的概念，並被用來指導了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的政治版圖。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大陸國家自然傾向陸權，如法國的拿破侖和德國的小胡子，都以擴大版圖為己任；而一個海洋型國家如日不落帝國英國，則自然傾向於海權——他們在世界島之外，必然使用離岸平衡手來使得陸權國家形成均勢。
但二十一世紀的朱翊鈞是不相信這套理論的，它也許是戰略學家在總結原時空曆史的時候，歸納出來一條貌似有道理的規律。但在冷戰結束之後，遠在世界島之外的北美洲，卻有一個海陸雙權並重的霸權——它既采用離岸平衡手，又深深介入大陸局勢，並在世界的心臟布下重兵，進而在地緣上掌控了全世界。
現在的大明已經占據了世界島的一角——也是最富饒，地理形勢最好的一角。製霸寰宇進而在全世界行王道事，自然也要海陸並進。因此，朱翊鈞不願意自縛手腳，在自然形成的“海權派”和“陸權派”選邊站並不合其意。
難道要利用廷推？朱翊鈞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廷推製度雖然是大明曆任皇帝利用文官集團內部矛盾來進行分化瓦解的固權之法，但其存在本身就意味著皇權和臣權的妥協——內閣勢大之後，非廷推不能入閣，特簡之臣無顏忝列朝班就是明證。
在變法大詔起草和頒布過程中，張居正和朱翊鈞一致認為，內閣總理大臣由皇帝提名是極度必要的。這種設計從製度上打破了昔日內閣論資排輩，輪流登頂的慣例，既有利於內閣和皇權的平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政爭。
同時，張居正認為，皇帝提名後，總理大臣的產生過程經廷推也是必要的。這種設計避免了後世皇帝胡作非為，直接任命奸佞的問題，使得皇權不至於失控——內閣總理大臣能順利通過朝臣的無記名投票，不服眾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大詔原文關於總理大臣是這麼定的：“強內閣職權，立總理之製皇帝提名而經由廷推，再由皇帝任、免之。”
但在大詔設計之初，朱翊鈞和張居正都沒想到，在皇帝提名這一環節，居然出現了皇帝難以決斷的人選——這一次難道提名兩個，將選擇權真的交給朝臣？這算什麼？大明版的“皿煮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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