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戰而下西夏，王倫用了戰術欺騙，又是對天下各行省級彆的官員調整，又是對知府一級的官員調動，又是宣揚建設洛陽西京打算遷都，著實讓李乾順等西夏君臣被迷惑了。
魯智深突然出兵銀州，史文恭氣勢洶洶地殺奔武威西涼府，吳玠在固原府又調兵遣將，讓西夏一時不清楚，漢軍究竟以哪一路為主攻。
所以魯智深勢如破竹地殺到了銀州南的牛心亭軍堡時，李乾順仍舊不敢輕易調動兵力，萬一他調動靜塞軍司，吳玠卻突然從固原府殺了過來，豈不是中門大開？
故而夏州兵馬緊急向銀州方向增援，魯智深便將二州兵力都吸引在了牛心亭方向，這個時候廣惠大師也出手了。
在攻滅西夏的計劃製定後，王倫便傳令一直坐鎮唐隆城的廣惠大師南下石州昌化府，等到魯智深那裡吸引了二州兵力後，廣惠大師突然強渡黃河，從昌化府的臨泉縣殺到了銀州北。
不到十天時間，漢軍就從兩個方向完成了對銀州的包圍。
此前王倫就已經派了王定六巡視黃河，並協助建設黃河渡口、橋梁、關津等，孟康也抽空協助改進了一種較為適合黃河水流湍急處運輸的小船。
當初漢軍北進攻打唐隆城時，就曾經嘗試過依托黃河水陸並進，於是這一次攻打西夏，廣惠大師與魯智深彼此配合，又完成了一次小規模的水陸並進。
史文恭則氣勢洶洶地從皋蘭府廣武縣殺出，逼近了濟桑砦，切斷了西涼府向東的道路，李乾順慌忙從應州應理城調動了一支蕃兵增援，這支西夏人眼中的“蕃兵”，其實就是唐朝末年從西域內遷的一部分沙陀人。
然後他們就被從循化府趕來的酆泰領兵攔截，西夏與新漢的蕃兵就此展開了大混戰。
在華夏的政治傳統中，宗藩羈縻製度下，大致是分兩種情況的，第一種是外藩，比如王氏高麗之與現如今的新漢，外藩小國對中原王朝稱臣，接受冊封，其內部事務中原王朝並不插手，但若中原王朝要出兵攻打某個敵對勢力，是有權要求外藩小國出兵跟隨的。
第二種則是內藩，這樣的情況很多，比如前宋時諸吐蕃、羌、黨項內附，宋朝允許他們以部落的方式轉為村寨生活，也要繳納賦稅，朝廷一般會任命部落首領為官，在部落、村寨內部，這些異族仍舊享受自治權。
無論是前宋還是西夏、新漢，對於這種內藩都是要努力消化，使他們轉為熟戶，並最終納入編戶齊民當中的。
隻是這一點上，新漢比西夏的步伐跨得稍微大一些，已經設循化府、設流官，將熟戶也納入到吏員考試當中，也就是認可他們中原子民的身份了。
酆泰在前宋時就曾擔任熙河路的蕃兵都指揮使，所以他對蕃兵很是熟悉和了解，也支持王倫的政策，那就是在軍事壓服的基礎上，公平對待這些異族熟戶。
在這個時代，公平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不要說漢人喜歡欺壓少數民族，前宋、遼國、西夏、金國都是一樣的，這種對少數民族的欺壓甚至並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階級矛盾，隻是被統治階級們刻意轉化為民族矛盾而已。
王倫的民族政策放在後世很正常，甚至顯得十分苛刻，比如他要求異族必須接受漢文化習俗，強行推動漢化，而一旦諸部落民或主動或被動地接受，隻要不反抗，不造反，那麼官府也就一視同仁，既不會刻意優待，也不會繼續歧視。
但這種相對的公平，顯然是朝廷將底層百姓們真正當作人來看待了，卻實實在在地體現出了中原王朝在製度和理念上的優勢。
在廣武縣北部偏東的這一場兩國蕃兵的大戰，毫無懸念地以漢軍大勝為結束，大約一千四百餘名西夏沙陀人投降，在酆泰的插手下，史文恭順利地完成了對西涼府的包圍。
史文恭沒有著急立刻對西涼府發起進攻，他覺得可以與酆泰聯手，嘗試一下“圍點打援”，但西夏國內的反應卻變得遲鈍了起來。
李乾順現在已經看明白了漢軍的戰術，但是固原府那裡吳玠的大軍就停在折會、萌井兩個西夏軍砦的南側，他無法斷定這一路漢軍是不是會突然殺出來，頓時變得手足無措了起來。
這就是漢軍站在進攻方的好處了，不管哪一路突破，隻要取得戰果就是勝利，而作為防守方的西夏，又無法輕易舍棄任何一個軍砦或者城池。
單單一個吳玠、吳璘兄弟，西夏方麵還不至於害怕到這種地步，但固原府東麵還坐鎮著老將姚古，西麵會州彭原府坐鎮著曲端。
朝廷的文官們原本推薦種師中為統帥，但種師中本人無意，他年紀實在大了，七十多歲了，實在沒有這般精力和體力指揮一場滅國之戰。
至於與種師中齊名的老將姚古，他也有一個不得不麵臨的問題，那就是同樣上了年紀。而且姚古還有一個缺點，他作戰固然勇猛，但用兵太糙、太粗放，與漢軍諸兵種配合、通信及時的整體戰術風格並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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