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魯哀公十一年的深秋，曲阜的梧桐葉落在孔子講學的杏壇上，像鋪了一層金色的竹簡。冉有匆匆穿過庭院，袍子下擺沾著露水，他懷裡揣著剛算好的糧賬，腳步卻在堂前停住——子華出使齊國已三月，其母在家中糧缸見底，這事得跟夫子好好說說。
一、釜庾之爭：一粒粟的重量
在山東博物館的“孔子文化展廳”，陳列著一組戰國時期的量器：釜、庾、秉。考古人員考證，當時一釜約合今天的60斤，一庾是15斤，而五秉則相當於2400斤。這組鏽跡斑斑的青銅量器，像一把把鑰匙，能打開《論語?雍也》裡那段關於粟米的對話。
冉有站在堂下時，看到夫子正在批注《周易》，案頭的青銅豆裡盛著半捧粟米，那是剛收的新糧，顆粒飽滿。“子華之母缺糧，求夫子賜粟。”冉有話音剛落，孔子抬頭望向窗外，遠處子華出發時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那年少的弟子跨著高頭大馬，玄色的裘衣在風中揚起，腰間的玉璧碰出清脆的聲響。“與之釜。”夫子的聲音很輕，像落在粟米上的雪。
冉有愣住了。他知道子華家境不算富裕，但出使在外的俸祿足夠養家，隻是眼下正值青黃不接，一釜粟也就夠吃十天。“夫子，可否再添些？”他往前挪了半步，案上的青銅量器在燭火下泛著冷光。“與之庾。”孔子的手指在竹簡上停頓了一下，墨跡在“節”字上暈開一個小點。
後來冉有還是給了五秉粟，這事被弟子們記在《論語》的殘卷裡。直到東漢鄭玄注《論語》時，才在“五秉”旁批注：“冉子之意，非為赤也，為其母老矣。”在河南偃師出土的東漢畫像石上，有幅“冉有饋粟”圖：冉有背著糧袋站在柴門前，一位老婦人扶著門框眺望，遠處的田埂上，幾個饑民正彎腰拾穗。
這“釜庾之爭”背後，是兩種價值觀的碰撞。孔子的“釜庾”之度，是基於對全局的考量。當時魯國的公粟儲備本就有限，除了子華之母，還有更多流離失所的饑民等待救濟。若給子華之母過多粟米，就意味著其他更需要幫助的人可能得不到救助。而冉有的想法，則更多地出於對個體的同情，尤其是對老弱的憐憫。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涉及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能產生效用的地方，是古今中外都麵臨的難題。孔子的選擇，無疑是追求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他希望每一粒粟米都能發揮出最大的作用，拯救更多處於危難之中的人。
二、肥馬輕裘：出使路上的風景
子華，也就是公西赤，出發去齊國的那天，曲阜城外的泗水剛結了層薄冰。《孔子家語?弟子解》裡說他“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嫻於辭令”，是個極注重儀表的年輕人。他出使時乘坐的馬車，車輪包著銅箍，輻條上刻著雲紋，那是魯國為使者特製的“軺車”。
在山東臨淄的齊國故城遺址，考古人員發現過一處戰國時期的客館遺址，地麵鋪著青石板，牆角有取暖的火塘。據《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子華在此居住時，齊國大夫晏嬰曾贈他“狐白裘”，這種用狐狸腋下白毛製成的皮衣，在當時價值千金。子華回信給孔子時，特意提到“齊人待我甚厚，每日食有魚，出有車”，字裡行間滿是少年人的得意。
但冉有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他去子華家送糧時，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柴門，隻見子華之母正坐在紡車前織布，線軸上的麻線又粗又脆。“赤兒走時帶了十匹帛，說是能換糧，可如今帛價跌了，換的糧還不夠吃半月。”老婦人的手指關節粗大，上麵纏著破布條，“鄰家阿母前日餓暈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撐幾日？”
這段對話被刻在山西侯馬出土的戰國陶片上，是當時的學子隨手記下的“論語彆傳”。陶片邊緣有火燒的痕跡，卻依然能看清“帛賤糧貴”四個字——春秋末年的魯國，因連年戰亂，糧食產量銳減，一石粟的價格比往年漲了三倍，而絲綢這類奢侈品卻因貴族攀比之風盛行，價格大起大落。子華帶的帛，到了急需糧食的冬天，竟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東西。
子華的“肥馬輕裘”與母親的“缺糧少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從側麵反映出當時社會的貧富差距和物資分配不均。子華作為使者，享受著優厚的待遇，這是出於國家外交的需要，但他卻沒有考慮到家中母親的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家庭責任的疏忽。
而“帛賤糧貴”的現象，則揭示了經濟規律在古代社會的作用。在戰亂年代，糧食作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其價值往往會飆升，而絲綢等奢侈品則因為需求減少而價格下跌。這也提醒我們，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物品的價值會發生變化，我們不能用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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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冉子的惻隱：越過量器的善意
冉有給子華家送五秉粟時，用的是魯國士兵運糧的獨輪車。車輪碾過結霜的土路，留下兩道深深的轍痕，車轍裡很快積起細碎的冰碴。他身後跟著兩個弟子，每人扛著一捆竹簡，那是孔子讓捎給子華的《春秋》注解，隻是此刻，這些沉甸甸的竹簡竟不如車上的粟米讓人心裡踏實。
在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的楚簡《孔子遺言》中，有冉有的自述：“吾見赤母麵黃肌瘦，淘米時連糠都舍不得扔，心實不忍。夫子之量，是禮也；吾之與，是情也。”這位以“多才多藝”著稱的弟子，此刻顯露出的，是超越禮儀規範的悲憫。他知道夫子定下的“釜庾之度”有道理，卻更難忘記老婦人那雙盯著糧缸的眼睛。
冉有並非第一次“違逆”夫子。當年他為季氏斂財，孔子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這次不同——那是救命的粟米，不是搜刮的民脂。在山東鄒城的孟廟，有塊元代石碑刻著“冉子三饋”，記載他一生三次違背常規贈人糧食：一次給了喪子的貧婦，一次給了遭災的鄰縣，最後一次，就是給子華之母。
冉有的惻隱之心，是人性中善良的體現。他沒有嚴格按照孔子的規定去做，而是根據自己所看到的實際情況，做出了超越量器的選擇。這種選擇，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禮”，但卻體現了“情”的重要性。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常會麵臨類似的選擇，是嚴格遵守規則，還是出於同情而做出適當的變通。
冉有的三次“違逆”，也反映出他對“濟困”的理解在不斷深化。第一次給喪子的貧婦贈糧，是出於對弱者的同情；第二次給遭災的鄰縣贈糧，是出於對群體困境的關注；第三次給子華之母贈糧，則是在個人情感與規則之間做出的權衡。這三次經曆，讓他逐漸明白，濟困不僅僅是簡單的物資給予，更要考慮到受助者的實際需求和情感感受。
四、君子周急：青銅量器裡的道義
孔子說“君子周急不繼富”時，手指正摩挲著案上的量器。那隻青銅釜的內壁刻著細密的刻度，像極了他心中的尺度——急難之人要雪中送炭，富裕之家不必錦上添花。這種尺度，在《禮記?檀弓》裡有更具體的記載：“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不飲酒食肉。”連飲食都有節度，何況贈粟這樣的大事？
在陝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盠方彝”上，銘文記載著周王賞賜臣子的製度：“凡諸侯之貧者，賜粟百斛；富者，賜幣五匹。”這種“貧者多粟，富者多幣”的智慧，被孔子繼承並發揚。他在衛國看到公叔文子家“鼎食鐘鳴”，卻讓家臣之子在寒冬裡穿單衣，當即批評：“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冉有後來在衛國為官，遇到災年，他按照夫子的教導“分粟三策”：先給孤兒寡母發足三月口糧，再給青壯年勞力發種子糧，最後給殷實之家發借條，來年秋收後歸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所至之處，民不饑寒”，這或許正是對當年“五秉之贈”的最好注解——善意若有尺度，那尺度必是人心。
“君子周急不繼富”，這是孔子濟困思想的核心。它強調的是，君子應該幫助那些處於急難之中的人，而不是去資助那些本來就富裕的人。這種思想，體現了一種樸素的公平正義觀念。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隻有將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和諧。
西周“盠方彝”上的銘文，反映了古代社會對貧富差異的關注和對資源分配的思考。孔子繼承並發揚了這種智慧，他通過對衛國公叔文子家現象的批評，表達了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他認為，在一個有道的社會裡，人們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貧困的狀況；而在一個無道的社會裡，那些富裕而尊貴的人，應該反思自己的財富來源是否正當。
冉有的“分粟三策”，是對孔子“君子周急不繼富”思想的具體實踐。他根據不同群體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救濟方式：對孤兒寡母給予足夠的口糧，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對青壯年勞力發放種子糧，幫助他們恢複生產能力；對殷實之家發放借條，既解決了他們的暫時困難，又不會讓他們產生依賴心理。這種精準的救濟方式，充分體現了“善意有尺度，尺度是人心”的理念。
五、粟米的旅程：從曲阜到長安
漢武帝時期，博士褚大注解《論語》時，特意去曲阜考察了當年子華家的舊址。他在《褚氏論語注》裡寫道：“其地有老井，井旁有粟窖，可容五秉，窖壁有‘赤母藏粟’四字。”可見那五秉粟不僅解了燃眉之急，還讓子華之母平安度過了整個冬天。
東漢末年，鄭玄在高密講學，逢黃巾之亂，糧道斷絕。他效仿孔子“周急不繼富”，將家中存糧分成三份：一份給逃難的學子，一份給鄰村的老人，自己和家人則以野菜充饑。弟子們不解，他指著窗外說：“子華家有帛可換糧，隻是時運不濟；如今這些學子，連換糧的帛都沒有，這才是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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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魏晉文書中，有份《贈粟賬》記載：“給貧戶張五粟三斛，給商戶李二錢五千。”文書旁的木簡上，赫然寫著“君子周急”四個字。考古人員推測，這可能是當地儒學博士製定的賑災方案——給缺糧的貧民直接發粟，給有經營能力的商戶發錢，讓他們能繼續做生意，這種區彆對待，與孔子的理念一脈相承。
粟米的旅程，從曲阜到長安，再到遙遠的新疆尼雅，見證了孔子“周急不繼富”思想的傳播和實踐。褚大的考察，證明了冉有所贈的五秉粟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讓子華之母度過了難關。這也說明，適當的救濟能夠幫助人們擺脫困境，度過危機。
鄭玄在黃巾之亂時的做法，是對孔子思想的靈活運用。他根據不同人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救濟措施。對於有一定物資基礎的子華家，他認為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解決困難；而對於那些一無所有的學子，則給予了直接的糧食救濟。這種做法，體現了他對“真急”的準確判斷。
新疆尼雅遺址的《贈粟賬》，則展示了孔子思想在邊疆地區的影響。當地儒學博士根據不同人的職業和需求，采取了不同的救濟方式：給貧戶發粟，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給商戶發錢，幫助他們恢複經營。這種區彆對待，不僅體現了“周急”的理念，還考慮到了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對孔子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六、量器與人心：看不見的尺度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裡算過一筆賬：“貞觀年間，一農夫年均收粟百石，繳稅後餘七十石，夠一家五口全年食用。”他特意在批注裡提到孔子的“釜庾之製”：“聖人之量，非斤兩計，乃人心計。”意思是說，夫子規定給多少粟，不是單純按數量算，而是看對方的實際需求。
北宋的範仲淹在蘇州辦義莊時，製定了《義莊規矩》：“族中子弟讀書者，月給米三鬥；老者無依者，月給米五鬥；有田產者，雖老不給。”這規矩裡，“有田產者不給”正是“不繼富”的體現。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吾讀《論語》至‘周急不繼富’，常感聖人之智——若給富者添糧，便是奪貧者之食。”
明代的海瑞在淳安任知縣時，處理過一樁“贈糧案”：鄉紳王某捐糧千石，要求官府發給自家佃戶。海瑞核查後發現，這些佃戶多有存糧，真正缺糧的是鄰村的流民。他最終將糧食分給流民，對王某說：“君之善意可嘉，但當贈於急者。”王某不服，海瑞便拿出《論語》，指著“周急不繼富”說：“這是孔聖人的規矩。”
杜佑的批注，點出了孔子“釜庾之製”的精髓：聖人所規定的量器，不僅僅是一個數量上的標準，更重要的是一種基於人心的判斷。這種判斷，考慮的是受助者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簡單的數字衡量。在現代社會，我們在進行慈善救濟時，也應該遵循這一原則，根據受助者的實際情況，給予適當的幫助。
範仲淹的《義莊規矩》，是對孔子“不繼富”思想的具體實踐。他明確規定，有田產的老人即使年老也不給予糧食救濟，這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經濟來源，不屬於“急難”之人。這種做法，確保了義莊的糧食能夠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避免了資源的浪費。範仲淹的話“若給富者添糧，便是奪貧者之食”，深刻地揭示了資源分配的本質：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富者的過度幫助，必然會損害貧者的利益。
海瑞處理的“贈糧案”，則體現了他對“周急”的堅定堅持。他沒有因為王某是鄉紳，並且捐了大量糧食，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將糧食分給了真正缺糧的流民。這說明，在濟困的過程中，我們不能被表麵的善意所迷惑，而應該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將資源用在最急需的地方。海瑞引用孔子的話來回應王某，也說明孔子的思想在古代社會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