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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修撰，是“述而有作”的最高體現。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記?孔子世家》），看似隻是記錄曆史，實則“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通過“微言大義”褒貶善惡，如“鄭伯克段於鄢”責其失教，“天王狩於河陽”譏其失禮。這種“述史見義”的方式，使《春秋》成為“禮義之大宗”《史記?太史公自序》），實現了“述”與“作”的完美統一。
五、述作之辯：曆史上的傳承與創新
戰國時期的墨子，以“述作並重”挑戰儒家的“述而不作”。他在《墨子?耕柱》中明確主張“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認為傳承與創新同樣重要。墨子本人既“述”夏禹之道，“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讚揚大禹“沐甚雨，櫛疾風”的治水精神；又“作”新說，發明“兼愛”“非攻”“尚賢”等理論，甚至親自“作木鳶”飛行器）、“作連弩車”守城器械）。這種“述作並舉”的態度，使墨家在戰國時期與儒家並稱“顯學”，也推動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
漢代的董仲舒，通過“述經作注”實現傳統的創新。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表麵上是對孔子學說的“述”，實則融合陰陽五行學說，對儒家經典進行創造性詮釋。在《春秋繁露》中，他以《春秋》“春王正月”闡發“大一統”思想，從“天人感應”解讀災異現象，提出“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董仲舒的“作”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以經解經”——用儒家經典解釋現實問題，正如他在“天人三策”中所言“《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使儒家思想適應了漢代中央集權的需要，成為官方哲學。
宋代的朱熹，以“四書”體係重構儒家傳統，展現“述中求作”的智慧。他認為“《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裡許”《朱子語類》），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並作《四書章句集注》。在注釋中，朱熹既忠實於原文述），如釋《論語》“學而時習之”為“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複其初也”；又融入理學思想作），將“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而窮其理”。這種“述作結合”使“四書”取代“六經”成為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實現了儒家思想的宋代轉型。
明代的王陽明，以“心學”詮釋經典，體現“作不離述”的特點。他反對朱熹“格物致知”的向外探求，主張“心即理”“致良知”，認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傳習錄》）。這種觀點看似與朱熹對立，實則是對《論語》“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深度發揮。王陽明解讀《大學》“格物”為“格心之物”，“致知”為“致吾心之良知”，雖偏離傳統注釋作），卻緊扣“仁”的核心述）。他的“述”是“以心解經”——讓經典服務於內心的道德覺醒，這種方式使儒家思想從書齋走向社會，成為推動明代社會變革的精神力量。
清代的戴震，以“訓詁考據”回歸“述而不作”的嚴謹。他不滿宋明理學對經典的“空疏詮釋”，主張“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與是仲明論學書》），強調必須通過文字訓詁準確理解經典本義。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戴震逐字考證“理”“性”“道”等概念，指出“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批判宋儒“存天理滅人欲”是“以理殺人”。他整理《水經注》時，通過對比不同版本，糾正了長期以來的經文與注文混淆問題，展現了“述”的科學性。戴震的工作證明：沒有紮實的“述”，任何“作”都是空中樓閣。
這些思想大家的實踐表明，“述”與“作”是文明傳承的一體兩麵：“述”是“作”的根基，確保創新不脫離傳統；“作”是“述”的發展，使傳統適應時代需求。正如樹木生長，根係深紮土壤述）才能汲取養分，枝葉向上生長作）才能獲得陽光，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六、老彭其人：傳承者的精神原型
老彭的身份雖有爭議，但作為“述而不作”的精神原型，其特質在文獻中清晰可辨。《大戴禮記?虞戴德》明確記載“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將老彭與“仲傀”並列為商代的“教化者”——他負責向大夫傳授為政之道，向士傳授為官之術，向庶人傳授技藝之法，是知識傳遞的關鍵節點。這種“傳而不創”的角色，與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從教經曆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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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老彭即彭祖，其“長壽”傳說暗含著傳承者的象征意義。《列仙傳》載彭祖“曆夏至殷末，八百餘歲”，雖有神話色彩，卻隱喻著傳承者“跨越時代”的特質——他們如同文明的“活載體”，將前代的知識與智慧傳遞給後世。孔子自比老彭，或許正是希望像他一樣，成為連接“文武之道”與後世的橋梁。《論語?子張》記載子張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孔子正是那個“識其大”的賢者，通過“述而不作”讓“文武之道”得以延續。
老彭的精神在後世的史官群體中得到集中體現。周代的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周禮?春官?太史》），負責記錄曆史、保管典籍，卻“不越位創作”。司馬遷撰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看似是“作”，實則“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大量引用《尚書》《左傳》《國語》等古籍，僅在“太史公曰”部分表達個人見解，是“述而不作”的典範。司馬光編《資治通鑒》，“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粹成書”《宋史?司馬光傳》），嚴格遵循“無征不信”的原則，“其是非予奪，一以孔子《春秋》為法”，同樣體現了老彭式的傳承精神。
清代的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係統闡釋了“述而不作”的理論。他提出“六經皆史”，認為“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孔子“述而不作”是“即器明道”——通過闡釋先王的政典來闡明道理。章學誠強調“夫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文史通義?浙東學術》），這裡的“宗旨”正是“述”的核心，確保傳承不偏離方向。這種理論總結，使“述而不作”從實踐上升為係統的學術思想。
七、當代傳承：述而不作的現代意義
在文化快餐化、創新被神化的當代，“述而不作”的智慧具有特殊價值。非遺傳承領域，“述而不作”是基本準則：京劇梅派傳人梅葆玖傳承《貴妃醉酒》，嚴格遵循梅蘭芳的唱腔板式、身段程式述），僅在眼神、台步等細節融入個人理解作）；古琴演奏家吳釗彈奏《流水》，忠實於《神奇秘譜》的指法記載述），卻通過音色變化傳遞個人感悟作）。這種“先守後創”的方式，使非遺項目既保持本真性，又能與時俱進，正如非遺保護專家所言“傳承是創新的前提，沒有紮實的傳承，創新就是無源之水”。
古籍整理領域，“述而不作”體現為嚴謹的學術規範。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遵循“校勘不妄改，注釋不妄解”的原則：對原文中的訛誤，采用“本校、對校、他校”的方法考證，確屬誤字才出校記述）；注釋以解釋典故、考證史實為主，不加入主觀評論不作）。這種工作看似“保守”，卻為後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礎。近年來的“中華經典古籍庫”建設，將古籍數字化述），卻不擅自修改原文或添加現代解讀不作），使傳統文化在數字時代得以準確傳播。
教育領域，“述而不作”提醒我們重視基礎知識的積累。現代教育常陷入“重創新、輕傳承”的誤區，如中小學語文教學過度強調“個性化解讀”，忽視對文本的準確理解。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開設“經典精讀”課程，要求學生背誦《論語》《道德經》全文，逐字逐句講解，不急於引導“創新思考”，而是先讓學生“讀懂原文”述）。這種做法看似“複古”，卻符合孔子“溫故而知新”的教育理念——隻有充分掌握舊知，才能真正實現創新。
科技領域，“述而不作”表現為對科學傳統的尊重。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基於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和伽利略的力學研究述），並非憑空創造作）；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對牛頓力學的繼承與發展述中有作），而非徹底否定。當代的人工智能研究，以圖靈機理論、神經網絡算法為基礎述），才實現了aphago等突破性進展作）。正如科學哲學家庫恩所言“科學革命是範式的轉換，而非從零開始”，“述”是科學進步的必經之路。
八、傳承之鏈：文明延續的隱秘脈絡
從老彭到孔子，從伏生到朱熹，從司馬遷到當代的非遺傳承人，一條“述而不作”的傳承之鏈貫穿中華文明五千年。這條鏈條的強度，不在於創新的多少，而在於傳遞的忠實性——每個環節都準確把握傳統的核心，又根據時代需求進行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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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刪訂六經，是鏈條上的關鍵一環。他之前，“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史記?孔子世家》）；他之後，“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六經通過孔門弟子傳遍天下，使“文武之道”不至於中斷。伏生傳《尚書》，在秦火之後接續鏈條，用“口耳相傳”的方式保住了二十九篇珍貴文獻，正如《漢書?儒林傳》所言“《尚書》滋多於是矣”。朱熹注四書，為鏈條注入新的活力，使儒家思想在宋代適應了新的社會環境，影響後世近千年。
這條鏈條的韌性，在於“述”與“作”的動態平衡。“述”確保核心價值的穩定傳遞：“仁”“義”“禮”“智”“信”始終是儒家的核心，從《論語》到《四書章句集注》，表述雖變，內涵未改。“作”則使傳統適應不同時代：漢代經學側重“天人感應”，服務於中央集權；宋代理學強調“格物致知”，回應佛道挑戰；明代心學主張“致良知”，簡化修行路徑。這種“變與不變”的辯證，使中華文明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承。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的今天，這條鏈條麵臨新的挑戰：文化多樣性衝擊傳統認同，碎片化閱讀削弱深度理解，技術革新改變知識傳遞方式。但“述而不作”的智慧仍能提供指引：我們可以用數字技術保存古籍述），但不應隨意篡改原文；可以借鑒外來文化述），但不應放棄自身傳統；可以鼓勵創新作），但必須建立在紮實的傳承基礎上。
孔子“竊比於我老彭”的謙遜，蘊含著深刻的文明智慧：傳承者與創造者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沒有他們，再偉大的創造也會隨時間消逝。在這個崇尚“原創”的時代，我們或許更需要“述而不作”的精神——不是拒絕創新，而是在創新中守護那些曆經千年檢驗的價值；不是回望過去，而是從過去中汲取走向未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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