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智勇相濟的曆史例證：從戰場到朝堂
韓信的“背水一戰”，體現“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戰前他“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淮陰侯列傳》），看似冒險，實則“知趙將不用廣武君策”，先謀後勇；戰中“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以謀取勝。這種“勇”是建立在“知彼知己”之上的，與“暴虎馮河”的魯莽截然不同。
諸葛亮的“空城計”，是“好謀而成”的經典。麵對司馬懿大軍，他“焚香操琴”《三國演義》），看似冒險，實則深知司馬懿“多疑”，先謀算對方心理，再以“勇”設局。這種“勇”是“謀”的外在表現，正如《三國誌?諸葛亮傳》“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但關鍵時刻的謀斷仍顯智勇相濟。
郭子儀的“單騎退回紇”，展現“臨事而懼”後的大勇。唐代宗時，回紇與吐蕃聯兵入侵，郭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舊唐書?郭子儀傳》），單騎見回紇可汗，先以“昔與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來相敘，何忽至於此？”動之以情，再以“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曉之以理，最終說服回紇反戈。這種“勇”源於對局勢的判斷謀）和對自身威望的自信，是“好謀而成”的體現。
曾國藩的“結硬寨，打呆仗”，是“臨事而懼”的實踐。與太平天國作戰時，他不貪奇謀，而是“築壘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確保自身穩固，再逐步推進。這種“懼”不是膽怯，而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的審慎，最終以“謀”勝“勇”，體現了儒家“中庸”在軍事中的應用。
七、行藏之道的當代詮釋：從職場到人生
職場中的“行藏”智慧，表現為“被任用則全力以赴，不被信任則沉澱提升”。如華為的“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被委以重任時“行”——衝鋒在前；輪崗或待命時“藏”——學習充電，這種“行藏”不是消極等待，而是“厚積薄發”的準備，與孔子“藏”的蓄能一致。
創業中的“智勇相濟”，體現為“大膽嘗試前的充分調研，果斷決策後的細致執行”。馬雲創立阿裡巴巴前，“先做市場調研，走訪歐美”，是“好謀”；創立後“十八羅漢”堅持創業，是“勇”；麵對互聯網泡沫破裂，“收縮戰線，聚焦核心業務”，是“臨事而懼”後的調整。這種“勇”與“謀”的結合，使創業從冒險變為可控。
個人成長中的“行藏”，是“順境時拓展邊界，逆境時深耕內在”。如學者季羨林“文革”中被下放，“藏”於牛棚仍堅持研究；改革開放後“行”於學界，成為國學大師。這種“行藏”不以外部環境為轉移，而以“進德修業”為核心，與顏淵“不改其樂”的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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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中的“智勇相濟”，表現為“談判時的據理力爭勇），決策前的多方磋商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先“謀”——調研各國需求、製定合作框架；再“行”——簽署合作協議、推進項目落地，體現“好謀而成”；麵對質疑時“臨事而懼”——回應關切、調整方案，最終實現共贏，是現代版的“智勇相濟”。
八、行藏的本質：內在與外在的平衡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本質，是“內在堅守”與“外在適應”的平衡。“行”時不迷失於外在評價，如孔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以“東周”理想為導向；“藏”時不封閉於內在世界，如孔子“退而講學”，將內在堅守轉化為教育傳承。這種平衡避免了“狂”隻行不藏）與“狷”隻藏不行）的極端，正如《論語?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是行藏的理想狀態。
“行藏”的平衡需“知時”與“知命”結合。《論語?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是客觀條件的限製，“時”是時機的變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深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故能“行”時儘力，“藏”時安心，這種“知命”不是宿命論，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如《周易?係辭》“變通者，趨時也”，行藏的關鍵在“趨時”。
“行藏”的現代價值，在於對抗“成功學”的單一標準。現代社會常以“行”成就）為唯一價值，忽視“藏”沉澱）的意義，而“舍之則藏”提醒我們：內在的充實比外在的繁華更重要。如作家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躲在煤礦招待所，幾年不被關注藏），作品出版後影響深遠行）”，這種“行藏”證明：真正的價值不取決於曝光度，而在於內容的厚度。
九、智勇的核心：勇為謀之基，謀為勇之導
“勇”與“謀”的關係，是“體”與“用”的結合——勇是“體”，是行動的動力，如子路的“勇”是其行動力的基礎；謀是“用”，是行動的方向，如孔子的“謀”為子路的“勇”導航。沒有勇的謀是空想，如趙括“紙上談兵”；沒有謀的勇是盲動，如項羽“垓下之敗”，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吳子?論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臨事而懼”的“懼”，是“謀”的起點。《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戒”與“懼”相通，都是對自身局限的警惕。這種警惕促使“好謀”——如曾國藩“每日三省吾身”，在反思中完善策略，使“勇”不逾矩，“謀”有方向。
“智勇相濟”的現代詮釋是“情商”與“智商”的結合。“勇”對應情商中的“抗壓能力”“決斷力”；“謀”對應智商中的“分析能力”“規劃力”。研究表明，成功人士多具備二者的平衡——如喬布斯“勇”於創新推出iphone），“謀”於設計用戶體驗調研），這種“智勇相濟”使其產品改變世界，與孔子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異曲同工。
十、行藏與智勇的當代意義：在變化中堅守
在“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現代社會，“行藏”智慧提供了應對之道。“用之則行”轉化為“抓住機遇時的積極作為”，如疫情期間醫護人員“逆行”馳援行）；“舍之則藏”轉化為“防控隔離時的耐心堅守”藏），這種“行藏”以“生命至上”為核心，展現了危機中的擔當與韌性。
“智勇相濟”在信息時代表現為“獲取信息時的審慎懼），處理信息時的理性謀），行動時的果敢勇）”。麵對網絡謠言，先“懼”——不輕信、不傳播；再“謀”——查證來源、分析真偽；最後“行”——澄清事實、抵製謠言，這種能力是信息時代的“生存智慧”，與孔子的教誨一脈相承。
“行藏”與“智勇”的結合，是應對“內卷”與“躺平”的良方。不盲目“行”內卷），也不消極“藏”躺平），而如《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該“行”時“篤行”，該“藏”時“慎思”，在動態平衡中實現成長，這種智慧比極端的“內卷”或“躺平”更具可持續性。
十一、行藏與智勇的終極意義：人生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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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終極意義，是人生藝術的呈現——既不是被動適應的隨波逐流，也不是強行改變的剛愎自用，而是如水流般“遇方則方，遇圓則圓”，在適應中保持堅守，在堅守中靈活應變。孔子的一生正是這種藝術的寫照：周遊列國是“行”的執著，整理六經是“藏”的智慧；夾穀之會是“勇”的擔當，退而講學是“謀”的深遠。
從孔子與顏淵的共鳴到子路的成長，從曆史人物的踐行到當代人的實踐，“行藏有度，智勇相濟”的智慧始終未變。它告訴我們：人生的價值不在於“行”或“藏”的單一選擇，而在於選擇背後的“道”之堅守；行動的成敗不在於“勇”或“謀”的孤立發揮，而在於二者結合的“時中”——合於時宜，恰到好處。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行藏”與“智勇”的智慧像指南針，幫助我們在喧囂中找到方向：被任用時，如孔子般“其為東周”的擔當；不被任用時，如顏淵般“不改其樂”的堅守；行動時，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審慎與果敢。這種智慧不是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融入生活的實踐，正如孔子與弟子的對話，穿越兩千五百年，仍在指引我們如何在人生的考場中，交出屬於自己的答卷——行藏由心，智勇相隨，不負初心，不負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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