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論語?述而》中，孔子一句“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如同一麵澄澈的鏡子，映照出這位聖人對自身修養的清醒認知與對“行”的極致追求。寥寥十六字，既包含著孔子對自己“文”的修養與他人不相上下的客觀判斷，更蘊含著他對“躬行君子”這一境界尚未達成的謙遜自省。這並非簡單的自謙之語，而是孔子對“知”與“行”關係的深刻體悟，是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致力於“克己複禮”的真實寫照。透過這句話，我們得以深入探究孔子思想中“文”與“躬行”的豐富內涵，感受其“知行合一”的思想雛形，更能從中汲取對當代人修身治學、處世行事的深刻啟示。
一、春秋語境下“文”的內涵與價值
要理解孔子“文，莫吾猶人也”的表述，首先需置身於春秋時期的文化語境，厘清“文”在當時的具體內涵與社會價值。春秋時期，“文”並非僅指今日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文章，而是一個涵蓋知識、禮儀、道德、文化修養等多方麵的綜合性概念，是當時士大夫階層必備的核心素養，更是維係社會秩序、傳承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
一）“文”即典籍學識：傳承先王之道的載體
在春秋時期，“文”首先指代的是對古代典籍的學習與掌握。這些典籍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是上古至西周時期文化、曆史、政治、道德思想的結晶，記載著先王治國理政的經驗、聖人的道德訓誡以及先民的生活智慧。對於士大夫而言，學習這些典籍不僅是獲取知識的途徑，更是繼承先王之道、肩負文化傳承使命的象征。
孔子自幼便對古代典籍抱有濃厚興趣，《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十有五而誌於學”，成年後更是“韋編三絕”，反複研讀《周易》，對《詩》《書》《禮》《樂》的整理與傳播傾注了畢生心血。他曾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將典籍學習與個人言行舉止、立身處世緊密相連。在孔子看來，典籍中的知識並非僵化的文字，而是蘊含著治理天下、修養身心的大道。通過學習“文”，士人能夠了解曆史興衰的規律，領悟聖人的道德理念，從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許多古代典籍麵臨散失的風險，文化傳承陷入危機。孔子對典籍的學習與整理，實則是在搶救與傳承中華文脈。他將散落的典籍進行係統整理、修訂，使其得以流傳後世；同時，他廣收弟子，以典籍為教材，向弟子們傳授其中的思想智慧，讓先王之道得以延續。從這個角度而言，孔子所說的“文，莫吾猶人也”，既是對自己典籍學識的客觀評價——經過數十年的學習與鑽研，他對古代典籍的掌握已達到當時的較高水平，與其他優秀的士大夫相比毫不遜色；更是對自己肩負文化傳承責任的一種確認——他已具備將“文”的知識傳授給弟子、傳承給後世的能力。
二）“文”即禮儀規範：維係社會秩序的準則
除了典籍學識，“文”在春秋時期還包含著禮儀規範的內涵。西周以來形成的“禮樂製度”，是當時社會秩序的核心支撐，“禮”作為“文”的重要組成部分，規定了不同身份、不同場合下人們的言行舉止、服飾器物等，大到國家祭祀、朝聘會盟，小到日常交往、婚喪嫁娶，都有嚴格的禮儀規範。這些禮儀規範不僅是外在的行為準則，更蘊含著“尊尊”“親親”的等級觀念與道德倫理，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和而不同”的重要保障。
孔子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對“禮”的重視達到了極致。他認為“克己複禮為仁”，將遵守禮儀規範視為實現“仁”的重要途徑。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是“禮”的踐行者：“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複其位，踧踖如也。”《論語?鄉黨》）從進入朝堂的步態、神色，到登上廳堂的姿態、氣息，再到離開時的言行舉止，孔子都嚴格遵循禮儀規範，將“禮”融入一舉一動之中。
對於弟子，孔子也始終強調“禮”的學習與實踐。他教導弟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弟子在言行舉止上符合“禮”的要求；當弟子宰我認為三年之喪過長，提出“期可已矣”時，孔子嚴厲批評他“不仁”，認為守喪之禮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是“禮”與“仁”的結合。在孔子看來，“禮”作為“文”的重要內容，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更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一個人隻有掌握並遵守“禮”的規範，才能在社會中立足；一個國家隻有恢複“禮”的秩序，才能實現長治久安。因此，孔子“文，莫吾猶人也”的表述，也包含著他對自己禮儀修養的自信——經過長期的學習與實踐，他對“禮”的理解與踐行已達到較高水準，能夠成為弟子與他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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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即道德修養：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
在春秋時期的“文”的內涵中，道德修養是其核心與靈魂。無論是典籍學識的學習，還是禮儀規範的踐行，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塑造“君子”人格。“君子”是春秋時期士大夫階層追求的理想人格典範，而“文”則是實現這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徑——通過學習典籍中的道德思想，人們能夠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通過踐行禮儀規範，人們能夠將道德觀念轉化為實際行動，最終成長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理想人格。
孔子對“君子”的道德修養有著明確的要求，他提出“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君子坦蕩蕩”等一係列關於君子道德的論述，將“仁”“義”“禮”“智”“信”作為君子的核心品德。而這些品德的形成，離不開“文”的滋養。例如，學習《詩》能夠“興、觀、群、怨”，激發人們的情感共鳴，培養仁愛之心；學習《書》能夠了解先王的仁德之舉，樹立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學習《禮》能夠規範自身言行，培養謙遜、恭敬的品德。可以說，“文”是君子道德修養的“源頭活水”，沒有“文”的滋養，君子的道德人格便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君子人格的完善，他通過不斷學習“文”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同時也通過“文”的傳授，引導弟子們走向君子之路。他對弟子顏回的稱讚“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便是對顏回通過“文”的修養達到高尚道德境界的肯定。當孔子說“文，莫吾猶人也”時，他所表達的不僅是對自己典籍學識與禮儀修養的自信，更是對自己通過“文”的學習，在道德修養上已達到與其他君子相當水平的認知。但這種認知並非自滿，而是為他進一步追求“躬行君子”奠定了基礎——“文”的修養是“躬行”的前提，隻有具備了紮實的“文”的基礎，才能更好地踐行君子之道。
二、“躬行君子”：孔子對“行”的極致追求
如果說“文，莫吾猶人也”是孔子對自身“知”的修養的客觀判斷，那麼“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則是他對自身“行”的境界的謙遜自省。“躬行”，即親身實踐、身體力行，“躬行君子”便是將君子的道德理念、禮儀規範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踐行君子之道，實現“知”與“行”的統一。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行”遠比“知”更為重要，“文”的修養最終必須落到“躬行”之上，否則便隻是空洞的理論，無法真正實現“仁”的境界。
一）“躬行”是“文”的歸宿：從“知”到“行”的跨越
孔子始終強調“知”與“行”的統一，認為“文”的學習最終目的是為了指導“行”，“躬行”才是“文”的真正歸宿。他曾批評那些隻注重“文”的表麵形式，而不注重實踐的人，認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即使將《詩》背得滾瓜爛熟，若不能將其中的思想運用到治國理政、外交應對的實踐中，這樣的“文”也毫無用處。在孔子看來，“知”而不“行”，如同“學而不思則罔”，隻是徒有虛名，無法真正提升個人修養，更無法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孔子自身便是“知”與“行”統一的踐行者。他不僅深入學習古代典籍，掌握禮儀規範，更將這些“文”的修養切實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與政治實踐中。在政治上，孔子曾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職，在任期間，他推行“墮三都”的政策，試圖削弱大夫的勢力，恢複魯國國君的權威；他主張“為政以德”，強調統治者要以身作則，以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而非依靠嚴刑峻法。雖然他的政治理想最終因魯國的政治環境而未能完全實現，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將“文”中的治國之道付諸實踐。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的一言一行都體現著“躬行”的精神。他對待長輩恭敬有禮，“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對待弟子平等友善，“有教無類”，耐心教導每一位弟子；對待他人寬容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使在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的艱難歲月中，他也始終堅守君子之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在糧食斷絕、弟子們陷入困境時，孔子依然保持著君子的氣節，教導弟子們即使身處困境，也要堅守道德底線，不做違背道義之事。這種在困境中依然堅持“躬行”的精神，正是孔子對“行”的極致追求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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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認為，從“知”到“行”的跨越，是一個艱難卻至關重要的過程。“文”的修養可以通過學習來獲得，但“躬行君子”則需要日複一日的堅持與磨礪，需要在各種複雜的情境中不斷考驗自己、完善自己。因此，他坦誠“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並非否定自己的實踐，而是認識到“躬行”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即使自己已經付出了諸多努力，也仍有提升的空間。這種對“行”的謙遜態度，正是孔子能夠不斷進步、成為聖人的重要原因。
二）“躬行”的核心是“仁”：以行動踐行仁愛之道
在孔子的思想中，“躬行君子”的核心是踐行“仁”的理念，“仁”是君子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躬行”的根本目標。“仁”的內涵極為豐富，包括“愛人”“孝悌”“恭敬”“誠信”“寬容”等多個方麵，而這些都需要通過“躬行”來實現——隻有在具體的行動中關愛他人、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誠實守信，才能真正達到“仁”的境界。
“孝悌”是“仁”的基礎，也是孔子“躬行”的重要內容。他認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主張子女要孝順父母，弟弟要友愛兄長。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以“孝”著稱，他不僅在物質上贍養父母，更注重在精神上關愛父母，“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同時也尊重父母的意願，“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他還教導弟子，“孝”不僅是表麵的順從，更要“色難”——在侍奉父母時，要始終保持和顏悅色，這才是真正的“孝”。這種對“孝”的躬行，體現了孔子對“仁”的基礎的重視。
“愛人”是“仁”的核心，也是孔子“躬行”的重要體現。孔子主張“泛愛眾，而親仁”，要求人們不僅要關愛自己的親人，還要關愛身邊的人、天下的百姓。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孔子始終心懷天下蒼生，關注百姓的疾苦。他反對統治者橫征暴斂，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同情貧困的百姓，認為“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即使在自己處境艱難時，他也不忘關心他人，例如在衛國時，他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便感歎“庶矣哉”，並提出“富之”“教之”的主張，希望統治者能夠讓百姓富裕起來，並對他們進行道德教化。
“誠信”是“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孔子“躬行”的基本準則。孔子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將誠信視為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在與人交往中，孔子始終堅守誠信原則，言行一致。他曾說“言必信，行必果”，強調自己說出的話一定要兌現，做出的承諾一定要實現。對待弟子，他坦誠相待，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待君主，他直言進諫，即使麵臨風險也不違背自己的良心。這種對誠信的躬行，讓孔子贏得了弟子與世人的尊重與信任。
孔子深知，踐行“仁”的理念並非易事，它需要在各種複雜的情境中做出正確的選擇，需要克服個人的私欲與惰性。因此，他坦誠自己在“躬行君子”方麵“未之有得”，這既是對“仁”的境界的敬畏，也是對自己不斷追求“仁”的鞭策。在他看來，“仁”的追求是一個終身的過程，“躬行君子”沒有終點，隻有不斷努力、不斷完善，才能無限接近這一理想境界。
三）“躬行”的難點在於堅持：在困境中堅守君子之道
“躬行君子”的艱難，不僅在於從“知”到“行”的跨越，更在於長期的堅持，尤其是在困境中依然能夠堅守君子之道。春秋時期，社會動蕩，戰亂頻繁，士大夫們常常麵臨著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道義與利益的抉擇。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夠始終堅持“躬行”君子之道，不為外界誘惑所動搖，不為艱難困苦所打倒，實屬不易。孔子一生的經曆，便是在困境中堅守“躬行”的典範。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期間曆經艱辛，多次陷入險境。在匡地，他因與陽虎相貌相似而被當地人圍困，“拘焉五日”，弟子們都感到恐懼，而孔子卻鎮定自若，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堅信自己肩負著傳承文化的使命，上天會保佑他；在宋國，司馬桓魋想要殺害孔子，孔子卻毫不畏懼，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認為自己的道德是上天賦予的，桓魋無法傷害他；在陳蔡之間，孔子與弟子們斷絕糧食，弟子們大多病倒，子路甚至對孔子的理想產生了懷疑，而孔子卻依然堅持講授學問，與弟子們討論“仁”與“禮”的道理，鼓勵弟子們堅守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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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艱難的時刻，孔子本可以選擇妥協、退縮，甚至放棄自己的理想，以換取一時的安穩與利益。但他始終牢記“躬行君子”的追求，將君子的氣節與道德準則視為比生命更為重要的東西。他曾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表明自己為了實現“仁”的理想，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這種在困境中依然堅守“躬行”的精神，正是孔子“躬行君子”的真實寫照，也讓他的思想與人格更具感染力與影響力。
孔子深知，在順境中堅持“躬行”相對容易，而在逆境中堅守則難上加難。他自己在漫長的人生中，也經曆過迷茫、困惑與挫折，但他從未放棄對“躬行君子”的追求。因此，他坦誠“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實則是對“躬行”艱難性的深刻認知。這種認知並非自我否定，而是一種清醒的自我審視——他明白，“躬行”之路沒有終點，每一次在困境中的堅守都是對“君子之道”的進一步趨近，但永遠都有可以提升的空間。正如他曾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對待“躬行”，他同樣保持著這種敬畏與精進的態度，從不滿足於已有的成就，始終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三、“文”與“躬行”的辯證關係：相輔相成的修養之路
孔子將“文，莫吾猶人也”與“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並提，並非偶然。在他的思想體係中，“文”與“躬行”並非相互割裂的兩個部分，而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文”是“躬行”的基礎與指引，“躬行”是“文”的實踐與升華，二者共同構成了君子修養的完整路徑。理解這種辯證關係，是把握孔子思想精髓的關鍵。
一）“文”為“躬行”奠基：無“文”則“躬行”無方向
“文”作為典籍學識、禮儀規範與道德修養的綜合體現，為“躬行”提供了明確的方向與準則。沒有“文”的滋養與指引，“躬行”便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容易陷入盲目與混亂，甚至偏離君子之道的正軌。
從典籍學識的角度來看，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先王之道、聖人訓誡，為“躬行”提供了思想依據。例如，《尚書》中記載的堯、舜、禹“仁民愛物”的治國理念，為孔子“為政以德”的政治實踐提供了方向；《詩經》中“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民本思想，讓孔子在“躬行”中始終將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如果沒有對這些典籍的學習，孔子便無法形成係統的道德與政治理念，其“躬行”也會失去思想支撐，淪為零散的行為片段，無法形成連貫的君子人格。
從禮儀規範的角度來看，“禮”為“躬行”提供了具體的行為準則。在日常交往中，“禮”規定了如何對待長輩、如何與朋友相處、如何應對君主，讓“躬行”有章可循。例如，“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的禮儀規範，讓孔子在朝堂之上的“躬行”既符合君臣之禮，又體現出對君主的尊重；“食不言，寢不語”的生活禮儀，讓他的日常行為始終保持著君子的嚴謹與端莊。若沒有“禮”的指引，“躬行”便會失去規範，可能出現言行失當、有失分寸的情況，無法體現君子的修養。
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看，“文”所蘊含的“仁”“義”“信”等道德觀念，為“躬行”提供了價值導向。孔子在“躬行”中始終以“仁”為核心，無論是“泛愛眾”的行為，還是“殺身成仁”的抉擇，都是對“仁”的道德觀念的踐行。如果沒有通過“文”的學習樹立“仁”的價值導向，他的“躬行”便可能失去道德準則，陷入功利主義的誤區，為了個人利益而違背君子之道。
孔子深知“文”對“躬行”的奠基作用，因此他一生都重視“文”的學習與傳播。他教導弟子“不學《禮》，無以立”，正是因為他明白，隻有掌握了“禮”這一“文”的重要內容，弟子們的“躬行”才能有正確的方向，才能在社會中立足，成為真正的君子。
二）“躬行”使“文”升華：無“躬行”則“文”為空談
如果說“文”是“躬行”的基礎，那麼“躬行”便是“文”的升華。“文”的價值隻有通過“躬行”才能得以實現，否則，即使掌握再多的典籍學識、禮儀規範，也隻是空洞的理論，無法真正內化為君子的人格與修養。
首先，“躬行”讓“文”的知識轉化為實踐智慧。學習《詩》《書》等典籍，能夠讓人獲得知識，但隻有通過“躬行”，才能將這些知識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例如，孔子通過學習《詩》掌握了豐富的外交辭令，但隻有在“使於四方”的實踐中，這些辭令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幫助他完成外交使命。正如他批評“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的人，便是因為這些人隻停留在“文”的知識層麵，沒有通過“躬行”將知識轉化為實踐智慧，導致“文”的價值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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