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初次誦讀這句古訓時，我尚是懵懂少年，坐在故鄉老宅的木窗下，手裡捧著泛黃的《論語》選本，陽光透過窗欞灑在書頁上，那些方塊字仿佛有了溫度，卻又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厚重感。彼時的我，隻覺得這句話讀起來鏗鏘有力，卻未能完全洞悉其中承載的千鈞重量與千年情懷——那是一種穿越了春秋戰國的烽火，曆經秦漢的雄風、唐宋的儒雅、明清的滄桑，依然能夠在時光長河中熠熠生輝的精神力量。隨著年歲漸長，在人生的旅途上曆經風雨、見證世事，從青澀的校園走向複雜的社會，從為個人學業奔波到開始思考個體與時代的關聯，再回頭品味這句箴言，方才懂得，這短短二十餘字，不僅是古代士人精神的鮮活寫照，更是一支穿越時空的精神火炬，照亮著每一個在迷茫中追尋價值與意義的靈魂前行的道路。它如同一位智慧的老者，在曆史的每一個重要節點，都在輕聲告誡著人們：何為擔當，何為堅守，何為真正的人生價值。
一、“士”的內涵：從曆史維度解讀擔當的基因
“士”，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語境中，是一個特殊而重要的群體，其內涵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豐富與演變，卻始終圍繞著“擔當”這一核心基因。在西周時期，“士”最初是貴族階層的最低等級，介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他們接受過係統的教育，掌握著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主要職責是輔佐卿大夫治理封地，或在軍隊中擔任一定的職務。此時的“士”，更多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其擔當體現在對上級的忠誠、對禮儀的恪守以及對職責的履行上。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士”階層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許多貴族失去了世襲的封地與爵位，淪為平民，而一些有才華的庶民則通過學習獲得了知識與技能，躋身“士”的行列。此時的“士”，不再僅僅是身份的代表，更成為了知識與智慧的承載者，他們遊走於各國之間，憑借自己的才能為諸侯出謀劃策，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試圖在亂世中尋找治國安邦之道。孔子便是這一時期“士”的傑出代表，他周遊列國十四年，先後到過魯、衛、陳、蔡、楚等多個國家，雖然始終未能得到重用，實現自己“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但他從未放棄對“仁”的追求與對社會責任的擔當。他廣收弟子，打破了貴族對教育的壟斷，提出“有教無類”的理念，將知識傳播給更多的人，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出更多具有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感的“士”，以改變當時混亂的社會局麵。
戰國時期，“士”的作用更加凸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的“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張，為各國的變法圖強提供了理論支持。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原本也是“士”階層的一員，他提出“兼愛”“非攻”“尚賢”“節用”等主張，反對戰爭，倡導平等與博愛，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帶領弟子們四處奔走，阻止各國之間的戰爭，甚至親自前往楚國，勸說楚王放棄攻打宋國，展現出了“士”對天下蒼生的關懷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法家學派的商鞅、韓非等“士”，則主張通過變法革新，加強中央集權，以實現國家的富強，他們在秦國等國家推行變法，雖然過程充滿了阻力與風險，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為秦國的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漢時期，隨著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與鞏固，“士”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更多地成為了官僚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察舉製、征辟製等選官製度進入仕途，輔佐君主治理國家。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了官方正統思想，“士”的培養也以儒家的道德規範與政治理念為核心，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將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緊密結合起來。這一時期的“士”，如董仲舒、司馬遷等，都在自己的領域展現出了“士”的擔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思想，為封建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強調君主應該以德治國，關注百姓的疾苦；司馬遷則忍辱負重，曆時十三年完成了《史記》這部不朽的曆史巨著，不僅記錄了曆史的興衰榮辱，更通過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傳遞了儒家的道德觀念與價值取向，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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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科舉製度逐漸完善，成為了選拔“士”的主要途徑，更多的平民子弟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士”階層的社會基礎更加廣泛。這一時期的“士”，不僅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更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家國情懷。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人，雖然仕途坎坷，但他們始終心係國家與百姓，用詩歌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對民生疾苦的同情。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展現了“士”的獨立人格與高尚氣節；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體現了“士”對天下蒼生的關懷與博大胸懷；白居易的《賣炭翁》《長恨歌》等詩作，則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描繪，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呼籲統治者關注民生。宋代的範仲淹、王安石、蘇軾等“士”，更是將“士”的擔當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成為了“士”的精神信條，他一生為官清廉，關心百姓疾苦，推行改革，試圖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王安石推行“王安石變法”，雖然變法最終失敗，但他為了國家的富強，不顧保守派的反對，堅持自己的改革主張，展現出了“士”的堅毅與果敢；蘇軾一生多次被貶，但他始終保持著樂觀豁達的心態，在任上關心百姓，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為當地的百姓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同時他在文學、書法、繪畫等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了宋代文化的代表人物。
明清時期，雖然封建製度逐漸走向衰落，但“士”的擔當精神依然在許多仁人誌士身上得到了體現。明代的海瑞，被譽為“海青天”，他為官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敢於直言進諫，彈劾權貴，甚至不惜冒犯皇帝，為了維護百姓的利益與社會的公平正義，他不惜犧牲自己的仕途與生命；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麵對明朝的滅亡與清軍的入關，深刻反思封建製度的弊端，提出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主張，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將“士”的社會責任擴展到了每一個普通百姓身上，激勵著後人關注國家的命運與民族的未來。
從西周時期的貴族最低等級，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傳播者與政治謀士，再到秦漢以後的官僚與文化精英，“士”的內涵雖然不斷變化，但“擔當”這一核心基因始終未變。他們始終以天下為己任，關注國家的興衰與百姓的疾苦，用自己的智慧、才能與生命，踐行著“士”的使命，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弘毅”的解析：胸懷與意誌的辯證統一
“弘毅”，是“士”之所以能承擔起這份沉重使命的精神基石，它並非單一的品質，而是“弘”與“毅”的辯證統一，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士”的精神內核。
“弘”，意為寬廣、宏大，首先體現在“士”的胸懷博大上。這種胸懷，是一種超越個人私利、放眼天下蒼生的格局，是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古代的“士”，從不將自己的目光局限於個人的榮辱得失、家庭的興衰榮辱，而是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起來，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每一個普通百姓的冷暖疾苦。孔子提出“仁者愛人”，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種“愛”並非局限於親人、朋友之間，而是擴展到了天下所有的人，是一種普遍的、無私的愛。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張將對自己親人的關愛推廣到他人身上，實現社會的和諧與公平。這種博大的胸懷，使得“士”能夠在麵對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衝突時，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為了國家的利益與百姓的福祉，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
其次，“弘”體現在“士”的誌向高遠上。這種誌向，不是追求高官厚祿、榮華富貴，而是追求道德的完善、社會的公正、國家的富強與民族的複興。孔子一生追求“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希望通過恢複周禮，實現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孟子提出“王道”思想，主張統治者應該以德治國，施行仁政，讓百姓安居樂業，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希望通過儒家思想的傳播，統一人們的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定，同時也希望君主能夠以德治國，關注百姓的疾苦。這些“士”的誌向，雖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但都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都體現了“士”對美好社會的向往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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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意為堅毅、果敢，首先體現在“士”的意誌堅定上。“士”所肩負的使命是艱巨的，所麵臨的道路是漫長的，在踐行使命的過程中，他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與挫折，如政治上的排擠與打壓、生活上的貧困與苦難、思想上的迷茫與困惑等。但正是因為具有堅定的意誌，他們才能在這些困難與挫折麵前不退縮、不放棄，始終堅守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曆經艱險，多次陷入困境，“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甚至有生命危險，但他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始終堅持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屈原被流放他鄉，遠離故國與親人，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悲憤，但他依然心係故國，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從未向奸臣與昏君低頭；文天祥被俘之後，元軍對他威逼利誘，許以高官厚祿，甚至用親情來感化他，但他始終堅貞不屈，寧死不降，用生命扞衛了自己的理想與民族氣節。這些“士”的經曆告訴我們，堅定的意誌是克服困難、實現理想的重要保障，隻有具備了堅定的意誌，才能在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其次，“毅”體現在“士”的行動執著上。“士”不僅有高遠的誌向與堅定的意誌，更有將誌向付諸實踐的執著行動。他們不會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的宣揚與思想上的思考，而是會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去踐行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孔子晚年回到魯國，雖然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並沒有消沉，而是致力於教育事業，廣收弟子，傳授知識與道德觀念，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出更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士”，為實現“仁”的理想播下種子；墨子為了實現“兼愛”“非攻”的理想，帶領弟子們四處奔走，不僅在理論上宣揚自己的主張，更在實踐中阻止戰爭，幫助弱小的國家抵禦強大的國家的侵略；範仲淹在擔任地方官時，關心百姓疾苦，興修水利，發展農業，改善百姓的生活；在擔任朝廷官員時，他積極推行改革，試圖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雖然改革最終失敗，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始終為國家的富強與百姓的福祉而努力。這些“士”的行動，展現了他們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也證明了隻有通過實際行動，才能將理想轉化為現實，才能真正實現“士”的使命。
“弘”與“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若無“弘”，誌向狹隘，胸懷狹小，便隻能囿於個人私利，無法放眼天下蒼生，即便有堅定的意誌，也隻能在個人的小天地裡打轉，無法承擔起“士”的沉重使命；若無“毅”，意誌薄弱，行動遲緩，即便有高遠的誌向與博大的胸懷，也會在重重困難與誘惑麵前輕言放棄，難以將誌向付諸實踐，無法實現“士”的理想。隻有將“弘”與“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成為真正的“士”，才能承擔起“任重而道遠”的使命，才能在踐行“仁”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三、“任重”的踐行：從曆史到現實的“仁”之擔當
“任重而道遠”，短短五個字，道儘了“士”的使命之艱巨與征程之漫長。“任重”，重在何處？曾子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仁以為己任”。“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範疇，是最高的道德準則與價值追求，它並非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體現在具體的言行舉止之中，體現在對父母的孝、對兄弟的悌、對朋友的信、對他人的愛、對社會的責任、對國家的忠誠等方方麵麵。將“仁”作為自己的責任，意味著要以高尚的道德標準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要以寬廣的胸懷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要以積極的態度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份責任，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不是短暫的熱情投入，而是貫穿一生的堅守與踐行。古往今來，無數仁人誌士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這份“重”，他們的事跡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曆史的天空，也激勵著後人不斷前行。
一）曆史長河中的“仁”之擔當者
1.屈原：上下求索的愛國情懷
戰國時期的屈原，是“仁以為己任”的典範，他的“仁”，集中體現在對國家的赤誠與對百姓的關愛上。屈原出身於楚國的貴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才華橫溢，年輕時就得到了楚懷王的重用，擔任左徒、三閭大夫等官職，負責起草法令、接待賓客、輔佐楚懷王處理國家大事。在任期間，屈原深知楚國麵臨的內憂外患：內部，奸臣當道，結黨營私，陷害忠良；外部，秦國勢力日益強大，對楚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吞並楚國。為了實現楚國的富強與安寧，屈原提出了一係列富國強兵的主張，如改革政治、選賢任能、聯齊抗秦等。他積極輔佐楚懷王，希望通過改革改變楚國的落後麵貌，抵禦秦國的侵略。
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張觸動了奸臣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與排擠。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蘭等奸臣，嫉妒屈原的才華與地位，不斷在楚懷王麵前詆毀屈原，說他傲慢自大、獨斷專行，不把楚懷王放在眼裡。楚懷王昏庸無能，聽信了奸臣的讒言，逐漸疏遠了屈原，最終將他流放他鄉。第一次被流放時，屈原被流放到漢北地區，雖然遠離了楚國的政治中心，但他依然心係故國，時刻關注著楚國的命運與百姓的疾苦。他在流放期間寫下了《離騷》這部千古絕唱，在詩中，他傾訴了自己對楚國的熱愛、對奸臣的痛恨、對楚懷王的失望，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句話成為了屈原一生的寫照，也成為了後世仁人誌士追求理想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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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楚懷王在秦國的欺騙下，前往秦國議和，結果被秦國扣留，最終客死他鄉。楚頃襄王即位後，不僅沒有吸取楚懷王的教訓，反而更加昏庸無道，重用奸臣，對屈原的勸告置若罔聞，甚至將屈原再次流放，這次流放的地點是更為偏遠的江南地區。在江南流放期間，屈原目睹了楚國的衰落與百姓的苦難，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悲憤。他走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寫下了《九歌》《九章》等一係列優秀的詩作，用詩歌表達自己對國家的憂慮與對百姓的同情。他“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看到百姓流離失所、饑寒交迫，他心如刀割；看到楚國的土地被秦國侵占，他悲痛欲絕。
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率領秦軍攻破了楚國的都城郢，楚國麵臨著亡國的危機。屈原得知這一消息後，悲痛萬分，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徹底破滅，楚國已經沒有希望了。但他依然不願放棄自己的愛國情懷，不願看到楚國滅亡。在五月初五這一天，屈原懷著對國家和人民的無限眷戀，抱著一塊大石頭，自沉汨羅江，結束了自己悲壯的一生。屈原的死，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對“仁”的極致堅守，是對國家與百姓最深沉的眷戀。他用生命詮釋了“士”的擔當，即便身處絕境，也從未放棄心中的“仁”，這份“任重”，在他沉入江底的那一刻，便化作了永恒的精神豐碑，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裡。後世百姓為了紀念屈原，每年五月初五都會舉行龍舟競渡、吃粽子等活動，這些習俗不僅是對屈原的緬懷，更是對他所代表的“仁”之擔當精神的傳承與弘揚。
2.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氣節
南宋末年，山河破碎，元軍的鐵蹄踏遍江南大地，南宋王朝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文天祥挺身而出，以“仁”為己任，用生命扞衛著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氣節，成為了“任重”精神的又一典範。
文天祥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便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立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誌向。寶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考中狀元，從此踏上仕途。他為官清廉，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書朝廷，提出改革弊政、加強國防的主張，卻因觸動權貴利益而屢遭排擠。但他始終堅守初心，從未放棄對“仁政”的追求。
德佑元年1275年），元軍大舉南下，兵臨臨安城下，南宋朝廷危在旦夕。此時，文天祥正在贛州任知州，他得知消息後，立即散儘家財，招募義軍，組建起一支數萬人的抗元隊伍，星夜馳援臨安。有人勸他：“元軍勢大，僅憑你這支臨時組建的義軍，根本無法抵擋，何必白白送死？”文天祥卻堅定地說：“國家養育臣民三百餘年，如今危難之際，豈能無人挺身而出？我願以一腔熱血，報效國家，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然而，此時的南宋朝廷早已腐朽不堪，君臣昏庸，人心渙散。文天祥的義軍雖然奮勇作戰，卻因寡不敵眾、缺乏支援而屢遭挫敗。德佑二年1276年），臨安城破，南宋朝廷投降。文天祥不願投降，率領殘餘部隊轉戰福建、廣東等地，繼續堅持抗元鬥爭。在這期間，他多次陷入絕境，甚至一度被俘，但每次都憑借著堅定的意誌與過人的智慧逃脫，繼續組織抗元力量。
祥興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五坡嶺與元軍激戰，因寡不敵眾再次被俘。元軍將領張弘範對文天祥威逼利誘，希望他能投降，並勸他寫信招降仍在堅持抗元的張世傑等人。文天祥卻嚴詞拒絕，他說：“我不能保衛父母之邦，已是莫大的恥辱，豈能再勸他人投降？”為了表明自己的決心，他揮筆寫下了《過零丁洋》這首千古絕唱，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句，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名句，彰顯了他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與對“仁”的堅守。
隨後，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對文天祥十分賞識，多次派人勸降，許以高官厚祿，甚至親自召見他，希望他能為元朝效力。但文天祥始終不為所動，他在獄中度過了三年漫長而艱苦的歲月，期間遭受了無數的折磨與考驗，卻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他在獄中寫下了《正氣歌》，用“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來歌頌人間的正義與氣節，表達了自己對“仁”的追求與對國家的忠誠。
至元十九年1282年），文天祥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儘頭，他從容地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向南方南宋故都的方向）跪拜，然後慷慨就義，年僅四十七歲。文天祥的一生，是為“仁”而戰的一生，他用生命踐行了“士”的擔當，這份“任重”，不僅在於他為保衛國家所做出的努力，更在於他用自己的氣節與精神，為中華民族樹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豐碑，激勵著後世無數仁人誌士為了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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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代循吏：潤物無聲的民生關懷
除了屈原、文天祥這樣在曆史舞台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英雄人物，古代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士”，他們便是遍布各地的循吏。這些循吏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在自己的崗位上，以“仁”為己任，用實際行動關心百姓的冷暖疾苦，踐行著“士”的擔當，讓“任重”的精神在基層社會潤物無聲地傳承。
循吏，顧名思義，是指那些遵循法度、清正廉潔、關心民生的官員。他們大多出身於“士”階層，接受過儒家思想的教育，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融入到日常的政務之中，以“仁政”為施政理念，致力於改善百姓的生活。
西漢時期的黃霸，便是古代循吏的典型代表。黃霸年輕時就胸懷大誌，希望能為百姓做些實事。他最初擔任侍郎謁者，後因清正廉潔、政績卓著，不斷得到提拔，先後擔任潁川太守、禦史大夫、丞相封等職。在擔任潁川太守期間，黃霸深知百姓的疾苦，他大力推行教化，鼓勵百姓發展農業生產，製定了一係列便民利民的政策。他派人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的需求與困難，及時解決百姓的問題；他重視教育，在各地興辦學校，讓百姓的子女能夠接受教育；他還積極推行尊老愛幼的政策，對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百姓進行表彰與獎勵，營造了良好的社會風氣。
在黃霸的治理下，潁川地區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口數量也不斷增加。當時的百姓都十分愛戴黃霸，甚至將他的事跡編成歌謠傳唱：“潁川太守，丞卿好。吏民向道，少爭訟。”黃霸的“任重”，體現在他對百姓的每一次關懷中，體現在他為改善民生所做出的每一項努力中，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仁以為己任”的內涵，成為了後世循吏的典範。
唐代的韋丹，也是一位深受百姓愛戴的循吏。韋丹出身於官宦世家，卻沒有絲毫的貴族習氣，他一生為官清廉，關心百姓疾苦。貞元年間，韋丹擔任容州刺史。當時的容州地區剛剛經曆過戰亂，社會秩序混亂，百姓生活困苦，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韋丹到任後，首先著手恢複社會秩序，他嚴厲打擊盜賊，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然後，他積極組織百姓修複水利設施，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他還親自到田間地頭，指導百姓耕種，為百姓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困難。
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韋丹還在容州地區興辦學校，推廣文化教育，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質；他還設立了“義倉”，儲存糧食，以備荒年之用，幫助百姓度過難關。在韋丹的治理下，容州地區的經濟迅速恢複，百姓的生活逐漸改善，社會秩序也日益安定。韋丹去世後，容州百姓為了紀念他，自發地為他修建了祠堂，每年都到祠堂祭拜他，表達對他的感激與懷念之情。
古代的循吏們，雖然沒有屈原、文天祥那樣轟轟烈烈的人生，卻在平凡的崗位上，用自己的堅守與付出，踐行著“士”的擔當。他們的“任重”，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卻體現在日複一日的瑣碎政務中，體現在對百姓的每一次關懷中。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讓“仁”的理念深入到基層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為古代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讓“任重”的精神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傳承。
二）現代社會中的“仁”之擔當者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仁以為己任”的“任重”精神，卻依然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活力。在現代社會，“士”的內涵已經不再局限於古代的官僚與文人，而是擴展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每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以“仁”為價值追求的人，都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的“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踐行著“任重”的精神。
1.公益路上的堅守者：用愛心溫暖社會
在現代社會，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放棄了舒適的生活，拿出自己的時間、精力與金錢，投身於公益事業，用愛心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他們便是公益路上的堅守者。這些公益人士，以“仁”為己任，將對他人的關愛、對社會的責任融入到每一次公益行動中，用自己的堅守與付出，踐行著“任重”的精神。
張桂梅，便是公益路上的傑出代表。張桂梅出生於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年輕時隨丈夫來到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工作。1996年，丈夫去世後，張桂梅便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在華坪縣任教期間，她發現當地的許多女孩子因為家庭貧困、重男輕女等原因，早早地輟學在家，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看到這些女孩子渴望知識的眼神，張桂梅心中十分不忍，她下定決心，要為這些女孩子創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讓她們能夠有機會走進校園，接受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