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中的這句記載，看似簡單，卻蘊含著孔子對人生核心命題的深刻思考。“罕言”並非“不言”，而是“不輕易言說”——對“利”利益），他克製言說，避免世人陷入功利迷障；對“命”天命），他審慎言說，引導眾人敬畏卻不盲從；對“仁”仁德），他深沉言說，將其作為畢生踐行的信仰而非空談的口號。春秋時期，社會動蕩，功利主義盛行，人們或追逐私利而背棄道德，或盲從天命而放棄努力，或空談仁德而缺乏實踐。孔子的“罕言”，正是對這些亂象的清醒回應，為後世劃定了對待利益、天命與仁德的理性邊界。在當代社會，利益誘惑、命運困惑、道德滑坡等問題依然存在，重新審視“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對構建健康價值觀、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溯源：春秋社會背景下的“利”“命”“仁”困境
要理解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深意，需先回到春秋時期的社會語境，看清當時人們在“利”“命”“仁”三個維度麵臨的普遍困境——正是這些困境，讓孔子選擇以“罕言”的方式，傳遞審慎與理性的態度。
一）“利”的泛濫：功利至上，道德滑坡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原有的“以義為上”的價值觀逐漸被“以利為先”取代。諸侯為爭奪土地、人口與財富，頻繁發動戰爭，如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表象下，實則是為了齊國的霸權與利益；卿大夫為謀取私利，相互傾軋，甚至弑君奪權，如魯國的季孫氏“三分公室”，將國家權力與利益據為己有；普通民眾也受此影響，為追求眼前利益，背棄道德規範，出現“父子相殘”“兄弟反目”的現象。
《左傳》中記載的“鄭伯克段於鄢”，便是功利至上的典型案例：鄭莊公為鞏固權力，縱容弟弟共叔段擴張勢力，待其叛亂後再一舉鏟除，表麵是“維護國法”，實則是為了個人權位，完全不顧兄弟親情；共叔段則為爭奪王位，不惜背叛兄長，最終落得逃亡的下場。這種“為利棄義”的行為，在春秋時期屢見不鮮，導致社會道德滑坡，人際關係緊張。孔子目睹此景，深知過度言說“利”會加劇功利主義泛濫，因此選擇“罕言利”，引導世人關注“義”而非“利”，重建道德秩序。
二）“命”的迷思：盲從天命，放棄進取
春秋時期，人們對“天命”的認知存在嚴重誤區——或將“天命”視為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遇到困境便歸咎於“天命”，放棄主觀努力；或借“天命”之名行不義之事，將自己的貪婪與暴虐歸咎於“天意”，如商紂王曾稱“我生不有命在天”，認為自己的統治由天命注定，從而肆意暴虐。
這種對“天命”的迷思，導致社會缺乏進取精神：諸侯麵對強國入侵，不思考如何富國強兵，反而認為“天命如此，不可抗拒”；士人麵對仕途不順，不反思自身能力與品德，反而感歎“命途多舛，天意難違”；百姓麵對生活困苦，不努力耕作與改變，反而信奉“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孔子認為，過度言說“命”會讓人陷入宿命論，喪失奮鬥的動力，因此選擇“罕言命”，既承認天命的存在，又強調“儘人事”的重要性，引導世人在敬畏天命的同時，積極進取。
三）“仁”的空談：口說仁德，行不符言
春秋時期，“仁”成為許多人標榜的道德口號，但真正踐行“仁”的人卻寥寥無幾。諸侯表麵標榜“仁政”，實則推行暴政；卿大夫表麵宣揚“仁愛”，實則欺壓百姓；士人表麵談論“仁德”，實則為謀取官職而不擇手段。這種“口說仁而身不行”的空談，讓“仁”淪為虛偽的外衣，失去了其原本的道德價值。
例如，齊桓公曾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標榜自己“仁政愛民”，卻在葵丘會盟時“挾天子以令諸侯”，強迫諸侯承認自己的霸權；晉文公重耳流亡期間，曾受楚國恩惠，承諾“退避三舍”，但在城濮之戰中，卻利用楚軍的信任擊敗對方，雖成就霸業，卻違背了“仁”的承諾。這種“空談仁而實棄仁”的行為，讓孔子深感痛心，他認為過度言說“仁”而不踐行，會讓“仁”變得廉價，因此選擇“罕言仁”，強調“行仁”而非“言仁”，將“仁”轉化為實際行動而非空洞口號。
二、解析“罕言利”：克製言利，重義輕利的價值導向
孔子“罕言利”，並非否定“利”的存在，而是反對“唯利是圖”，倡導“重義輕利”——將“義”作為判斷利益的準則，在“義”與“利”衝突時，優先選擇“義”。這種態度，既是對春秋功利亂象的批判，也是對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秩序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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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罕言利”的本質：不否定利，卻反對唯利
孔子並非完全否定“利”的合理性，他承認“利”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如《論語?裡仁》中記載，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明確肯定人們對富貴的追求是正常欲望。但他強調，追求“利”必須以“義”為前提，不能“見利忘義”。“罕言利”的本質，是避免過度強調“利”而忽視“義”，防止人們陷入“唯利是圖”的誤區。
1.義為利先：利益追求的道德邊界
孔子認為，“義”是利益追求的道德邊界，隻有符合“義”的“利”才是正當的。他在《論語?裡仁》中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意思是君子懂得以義為準則，小人則隻知道追求利益。這裡的“君子”與“小人”，並非指身份高低，而是指道德境界——君子在追求利益時，會先判斷是否符合道義；小人則為了利益，不惜違背道義。
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商人，善於經商獲利，但他始終以“義”為準則，不做欺詐、壟斷等不義之事，而是通過誠信經營、公平交易獲取利潤。子貢的經商行為，得到了孔子的認可，因為他的“利”符合“義”的要求。相反，春秋時期的一些商人，為了謀取暴利，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甚至販賣假冒偽劣商品，這些“唯利是圖”的行為，便遭到孔子的批判。
2.罕言的目的：引導世人關注精神價值
孔子“罕言利”，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引導世人從對物質利益的過度追求中解脫，關注精神價值的提升。在他看來，物質利益隻能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精神價值如道德、學問、理想）才能讓人實現真正的幸福與價值。
《論語?學而》中，孔子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之所以能在貧困中保持快樂，正是因為他注重精神價值的追求，將“仁”與“學”作為人生的核心目標，而非物質利益。孔子對顏回的讚賞，傳遞出“精神價值高於物質利益”的理念，而“罕言利”正是為了讓世人意識到這一點，避免陷入“物質豐富而精神空虛”的困境。
二）“罕言利”的當代啟示：平衡利義，拒絕功利
在當代社會，功利主義盛行，許多人將“利”作為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為了金錢、權力、地位，不惜違背道德與法律，如商業領域的偷稅漏稅、製假售假，職場中的勾心鬥角、不擇手段，社交中的利益交換、虛偽奉承。孔子的“罕言利”，為當代人提供了重要啟示——應平衡“利”與“義”的關係，拒絕功利至上，守護道德底線。
1.個人層麵：以義製利，堅守道德
當代人在追求利益時，應像孔子倡導的那樣，以“義”為準則，堅守道德底線。例如，企業家在經營企業時，不應隻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應兼顧員工權益、消費者利益與社會責任，如華為公司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員工福利，投入大量資金研發核心技術，推動國家科技進步；科研工作者在開展研究時，不應為了職稱與獎金而學術造假，而應堅守“追求真理”的初心，如“大國工匠”徐立平，為了航天事業，在危險的崗位上默默奉獻，不追求名利，隻專注於技術提升。
2.社會層麵：倡導義利兼顧，營造健康氛圍
社會應通過教育、宣傳、製度等方式，倡導“義利兼顧”的價值觀，營造健康的社會氛圍。例如，學校教育應加強道德教育，讓學生明白“義”的重要性，避免過度強調分數與升學率；媒體應多宣傳“義利兼顧”的榜樣，如“感動中國”人物中的企業家曹德旺，致富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捐資助學、扶貧濟困，用實際行動詮釋“義利兼顧”；政府應完善製度，對“見利忘義”的行為進行懲罰，對“義利兼顧”的行為進行獎勵，引導社會形成“重義輕利”的良好風氣。
三、解析“罕言命”：審慎言命，敬命而不宿命的進取態度
孔子“罕言命”，並非否定“命”的存在，而是反對對“命”的盲目迷信與過度依賴——他承認“天命”有其規律性與局限性，但更強調“儘人事”的重要性，主張“敬命而不宿命”，在敬畏天命的同時，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
一）“罕言命”的本質：承認天命，更重人事
孔子並非完全不談“命”，他在《論語》中多次提及“命”，如“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但他對“命”的言說始終保持審慎，避免讓人陷入宿命論。“罕言命”的本質，是承認天命的存在，但反對將一切歸咎於天命，強調個人的努力與選擇對人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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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命：認識規律，敬畏局限
孔子所說的“天命”，並非神秘不可測的力量，而是指宇宙規律、社會發展趨勢與個人能力的局限性。“知命”，就是認識這些規律與局限，對不可改變的事物保持敬畏，不盲目抗爭。
例如，孔子周遊列國，希望推行“仁政”，卻始終未能如願，他曾感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承認自己的理想難以實現，這便是“知命”的體現——他認識到，在春秋禮崩樂壞的社會背景下，“仁政”的推行麵臨巨大阻力，這是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所限，非個人之力能完全改變。但他並未因此放棄，而是選擇“知其不可而為之”，繼續通過教育弟子、傳播思想，為“仁政”的實現播下種子。
2.儘人事：積極進取，不怨天命
孔子強調“知命”的同時，更注重“儘人事”——在認識規律與局限的基礎上，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與價值，不將失敗歸咎於天命，不放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