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書記，您這麼問，我就鬥膽說實話。今年玉米是長得好，可這地裡的賬算下來，還是讓人高興不起來啊。
就說開春買的化肥，一袋比去年漲了二十多塊，種子錢也跟著水漲船高。雇人收玉米，一天工錢漲到二百八，年輕人都進城打工了，剩下的勞力少，價錢就下不來。”
他蹲下身扒開腳邊的秸稈，指尖捏起一把黑土，“您看這地，翻三遍才能下種，光機械費就去了小兩千。忙活大半年，刨去這些開支，一畝地滿打滿算也就落個三五百塊。說是豐收，可這錢還是沒掙著。”
說著說著，他眼眶有些發紅，轉頭瞥了眼站在遠處的村支書，“不瞞您說，要不是孩子們在外頭掙錢幫襯，光靠地裡這點收成，日子肯定過不下去，我一年的收成，還抵不上孩子在外麵工作一個月的收入.........”
聽了喬子明父親的話，徐雨萌的心裡多少有些沉重。
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問題是多重結構性矛盾疊加的結果，本質上反映了農業生產體係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適配性矛盾，不要說中南省了，放著整個華夏都是這樣。
從生產成本端來看，農資價格的剛性上漲與人工成本攀升形成雙重擠壓，化肥、種子等基礎生產資料價格受國際能源波動、原材料漲價影響，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導致季節性用工短缺，進一步推高人力成本。機械化雖提升了生產效率，但設備租賃、燃油費用等新增開支同樣壓縮利潤空間。
在市場端，農產品市場呈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天然矛盾。農民缺乏議價權和市場信息獲取能力，難以預判供需變化，常陷入"價高擴產—供過於求—價格暴跌"的周期性困境。同時，農產品附加值低、產業鏈條短，多數農民僅參與初級生產環節，無法分享加工、流通、銷售等環節的增值收益。
政策與製度層麵，農業補貼政策雖起到一定保障作用，但存在精準度不足、補貼鏈條過長等問題，難以完全覆蓋成本上漲缺口。此外，土地流轉機製不完善、農業保險覆蓋範圍有限等因素，也製約了農業規模化、現代化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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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徐雨萌覺得還是需要係統性改革。
包括完善農資價格調控機製、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產品價格形成機製和風險保障體係，從而實現農業增效與農民增收的協同發展。
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
想破解農民增產不增收難題的難點與痛點，就像是個盤根錯節的複雜網絡，涉及經濟、社會、製度等多重維度。
首先是利益協調與成本傳導困境。
就說農資價格調控，就需平衡上下遊產業利益。
化肥、農藥等生產企業受能源、原材料成本製約，難以大幅讓利；若強製限價，可能導致企業減產、供應短缺，反而加劇市場波動。而農業機械、燃油等價格受國際市場影響大，地方政府調控手段有限，成本壓力最終仍由農民承擔。
其次是產業升級與人才短缺。
想要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高附加值農業，需要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創新理念，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嚴重，留守農民普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求。同時，農業生產周期長、風險高、收益不穩定，對外部人才吸引力不足，產業升級缺乏人力支撐。
還有新型經營主體培育的現實阻礙。
要大力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麵臨資金、土地、技術等多重瓶頸。農業貸款門檻高、額度低、手續繁瑣，土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產權不清、流轉價格難統一、農民權益保障不足等問題，製約了經營主體的規模化發展。此外，部分新型經營主體管理不規範，缺乏市場競爭力，難以發揮示範帶動作用。
市場機製與信息也不對稱。
健全農產品價格形成機製和風險保障體係，需依賴完善的市場信息服務和高效的流通體係。然而，當前農產品市場信息分散、滯後，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有限，難以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生產。同時，農產品流通環節多、損耗大、成本高，冷鏈物流、倉儲設施等基礎設施不足，削弱了農民在市場中的議價能力。
最後是政策落地與執行偏差。
農業補貼等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信息不透明、分配不公、監管缺位等問題，導致補貼資金難以精準到達真正需要的農民手中。部分地方政府在推動農業改革時，存在“一刀切”“重形式輕實效”等現象，政策與實際需求脫節，難以有效解決農民麵臨的實際問題。
哪一個想要解決都是十分棘手的。
帶著這些問題，徐雨萌離開喬家村，繼續前往下一站，就是李成林出糗的小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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