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失業”，生活又恢複到原來的狀態。
這天下午，我正看著筆記裡關於西南地區巫蠱之術的記載，突然電話響了，剛一接通，裡麵傳來老王爆炸般的吼聲“吳誠，你小子是不是忘了把錢給法院，今天法院又打電話來催我，說這周之內再不想辦法交執行款，就把我列為失信人員名單，這名單和身份證照片還要在廣場大屏幕上滾動播放，到時候我這老臉往哪兒擱？”
我才想起他又把錢給了我，讓我轉交給依依，一回來我竟把這事兒給忘了，那錢現在還在我挎包裡擱著呢。
我噗呲一下笑出聲來，“這是好事兒啊，公家免費給你做宣傳、推廣，你那算命的生意隻能是越來越好。”
老王氣急敗壞地道“你就作吧，我要是斷了營生你就能好了？你是我徒弟，你得養我，不然就是欺師滅祖，祖師爺饒不了你。你小子到底怎麼搞的？”
我止住了笑安慰他說“我這幾天儘顧著練氣，把這事兒給忘了。你放心，我馬上給依依打電話，說這錢我立馬給她送過去，讓她把強製執行撤回來不就行了。沒事兒，啊，你放心擺攤兒，乾你的事業去吧。”
老王聽我這樣說，似乎放了心，又交代了幾句叫我用心練，有不懂的就去找他，然後就掛了電話。
接著我就給依依打了電話，說王秀芬那老小子沒臉見她，把錢給了我請我轉交，還千叮鈴萬囑咐請她把強製執行撤了，不然那老小子的大頭照就要上廣場的大屏幕，要出名了。
依依在電話那頭也笑個不停，說過兩天她請個假，去法院辦手續撤回申請，然後完事兒了無論如何也要請我吃個飯。
我推也沒推就答應了，不知道怎麼的，我腦袋裡突然就浮現出電話那頭依依笑著說話的樣子。這是什麼情況？
安排完依依的事情，剛準備下樓吃飯，電話又響了。拿起一看，是陌生的號碼，接通後裡麵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請問是吳律師嗎？”
我說，“是的，請問您是哪位？有什麼事？”一般這種情況估計是有生意上門，我的語氣不緊不慢，平靜、客氣。
“哦，吳律師你好，我姓王，在一個朋友那裡得到您的電話，有點事兒要麻煩您。”女人的聲音禮貌而溫和，讓人心裡首先就有了好感。
於是我耐心地問道“您客氣，說說你的事兒吧，看我能不能幫到您。”
女人在電話裡說出了她的事情。
她有個弟弟，叫王海東，是個農民工，平時主要在市裡和周邊地區接一些電力設施、設備安裝的散活。一年多前，她弟弟在給s單位換裝變壓器的時候被高壓電擊傷，還好搶救了過來。現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左臂失去了行動能力，右腿自膝蓋上方被截肢，已經是終身殘疾，治療出院後就一直在家休養。
關於賠償的問題，他們已經打過一次官司，法院判決王海東自己承擔百分之五十的責任，剩餘百分之五十由包工頭承擔，而作為業主方的s單位不承擔責任。女人現在是對一審判決不服，想要提起上訴。
我大概了解了情況之後問道“你們是什麼時候收到的判決書？”這是律師的一個職業反應，遇到二審上訴案件首先要固定的是一個上訴期的問題，一旦上訴期過了，就喪失了上訴的權利。這時候就隻能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分析，是否申請再審，但是再審成功的幾率就很小了。
女人說“判決書我們是三天前收到的，我認真看了，上訴期還沒過。吳律師，請你一定幫幫我弟弟，我覺得這個事情海東不應該承擔那麼多責任，我也是希望能夠多為他爭取一點賠償金，讓他後半輩子也好有點保障，海東實在是太苦了。”
我又問“你弟弟多大了？除了你沒有其他家人了嗎？”
電話裡女人的聲音因為哽咽有些沙啞，她說道“我弟弟今年三十三歲，原本有個幸福的家庭，還有個五歲的孩子，叫小鵬。後來因為感情不和，弟媳和他離了婚。一年前，小鵬因為車禍，也沒了。一個好端端的家，就隻剩了海東一個人，現在他又成這樣……”說到這裡，女人哽咽得說不下去。
聽到王海東的遭遇，我心裡也不由得一陣感慨，我安慰她道“王姐，你也彆太難過，這樣吧，收費的問題咱先不說，你加上我的微信，先把判決書發過來我看看，我了解一下上訴的空間大不大，然後咱們再談具體操作和收費的事情，您看行嗎？”
女人聽我這樣說，忙不迭的連聲感謝，掛了電話沒多久就加了我的微信，把一審判決書拍照發了過來。
我仔細研究了判決書，了解了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的反駁主張，以及各自舉證的情況，重點分析了一審裁判時關於過錯程度認定、責任比例劃分的依據。
因為要想改變或推翻一審判決，就必須要找出一審裁判的錯誤或者漏洞。而在這個案件中，上訴的目的就是想要改變各方當事人所承擔的責任比例。所以我首先找準方向，從一審判決的過錯認定和責任劃分著手，而判決中對於過錯認定和責任劃分必然要立足於某些依據，不可能憑空亂判，因此，一審判決的依據是否合法、合理，就成了我主攻的著力點。而這個依據又包括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法官和我們律師一樣，都是熟悉運用法律的人，一般情況下法律依據不會有什麼問題，那麼重點最後就集中到了事實依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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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明確訴訟方向，然後層層剝離，最後我把這個案件的症結鎖定在了裁判的事實依據，也就是案件事實上。說起來好像也很簡單，就好像“1+1\u003d2”一樣。在這個案件中，第一個“1”就好比事實依據，第二個“1”就好比法律依據，這個“2”就是判決結果了。如果我能夠改變案件事實，也就是讓第一個“1”變成“2”或者“3”甚至是“10”，那麼判決結果自然會出現變化。
看到這裡也許各位看官會有疑問了事實就是事實，怎麼還能夠隨意改變？如果真是這樣，那以後誰還敢相信法律？
有這樣的疑問很正常，我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功課，又要給各位看官嘮叨兩句了。
到底什麼是事實？或者我們平時如何定義事實？這個問題很關鍵。我們平頭百姓日常生活中更願意這樣定義事實親眼見到的，親耳聽到的，親身經曆的，就是事實。然而我們往往都有過這樣的經曆那就是，有時候我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甚至是親身經曆的，未必就是事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幾年火得一塌糊塗的劉謙的魔術，我們都看到了，也聽到了，我們會認為那是事實嗎？不會。於是結論就出來了靠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甚至是親身經曆來甄彆事實不一定靠譜。那麼問題也就來了究竟應該怎麼定義事實？評判事實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法律給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我們叫它“社會事實”，就這個“社會事實”而言，評價它的標準是公序良俗，說白了就是大家認可。你說了，你做了，我接受，我認可，這便成為事實。注意這裡有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雙方都認可”。既然認可，那就沒有爭議，沒必要動不動就提證據，錙銖必較，鑽牛角尖。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人們就沒法生活了。
但是如果有了爭議，起了糾紛，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的時候，這時候的“事實”就需要用證據來證明了。不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決斷。而這個需要用證據來支撐、來證明的事實，我們叫它“法律事實”。法院在裁判案件時所依據的事實，指的就是這個“法律事實”。
“社會事實”上升為能夠被法庭所認定的“法律事實”是需要有合適的證據來支撐的。這個“合適”意味著標準，證據多一點、少一點；證明力度大一點、小一點；或者形式出現變化；種類出現變化；甚至證明方向出現變化等等，都會引起“法律事實”的變化，或者說支撐起來的“法律事實”會不一樣。於是讓“法律事實”發生變化才會成為可能。
這時也許各位看官又會有疑問了這麼說來，這個“法律事實”似乎具有不確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不同的證據可以構建出不同的“法律事實”？
從司法實踐來看，確實如此。於是證據就顯得至關重要了，但是證據的運用卻不具備隨意性，隻有合法、合理、充足的證據才能構建出法律認可的事實。而律師的職責往大了說，是要維護公平正義；往小了說，具體到每一個案件，是要正確運用法律手段讓“社會事實”和“法律事實”無限接近。
以上是個人的一些理解和觀點，管中窺豹，一家之言而已。咱們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抓住了這個案件的症結之後，我再回過頭來看一審時王海東的舉證情況，一審時他申請了法律援助，代理人是個法律服務工作者。
從判決書上來看，一審時這個代理人為王海東組織的證據竟然全是圍繞賠償金額來的，什麼傷殘等級報告、醫療費票據、收入證明等等，隻顧著證明應該賠多少，似乎他認為隻要是確定了賠償金額，被告方就會主動送錢來了！看得我直搖頭，唉，這些基層的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業務素質真是有待提高了，沒那金剛鑽，就彆攬瓷器活，美其名曰法律援助，節約了一點點的律師費，損失的卻是一大筆賠償金，這不是害人嗎？
再一看被告方的情況我樂了，被告方分彆是包工頭和s單位，各自都有律師代理，而s單位的代理人竟然是瑞子！難怪了，真是一分錢一分貨，這位法律服務工作者哪經得起被告方這倆律師玩兒？
一番詳細論證之後，我基本有信心推翻一審的過錯認定和責任劃分，並把s單位拖出來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當然這信心並不是因為瑞子是s單位的代理人，但如果瑞子二審繼續代理s單位，那這個事情就更好辦。
心裡打定主意之後，我撥通了瑞子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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