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年十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寒災席卷了法國和荷蘭。
正在交戰的法國和荷蘭在這場寒災中受到巨大打擊，國內穀物價格飛漲至年初時的五倍，兩千餘萬人口忍饑挨餓，僅僅半個月，巴黎街頭就發現了因饑餓和寒冷而死去的上萬人。
作為最大糧食出口國的神聖羅馬帝國趁機抬高穀物價格，直接導致了法國、荷蘭內部更是每天都有數萬人被餓死、凍死。
同時，英國的詹姆士二世雖然鎮壓了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反叛，但多年的戰爭破壞了農業生產，致使國內物價飆升。
十月中旬，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的反戰情緒也不斷升高，這使得反戰的托利黨被選為新的國會多數派，而法國和荷蘭境內的反戰派也逐漸占據上風。
在這樣的時刻下，分駐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的齊國主事分彆找到了路易十四、詹姆士二世、威廉。
在各處宮殿，這些主事給出了三國執政者一張寫滿貨物的清單。
齊國沒有做虧本買賣，但齊國也不會像神聖羅馬帝國一樣賣出昂貴價格。
齊國將許多貨品在原來的價格上翻了一倍，而這樣的價格對於現在的三國來說，無疑是十分低廉的。
冬月，齊國與三國分彆簽訂了三份貿易清單。
一個月後，齊國將對三國出口三千萬石小麥、三千萬個罐頭，以及五十萬斤的紅糖、蔗糖和三十萬匹白布等商品。
這些貨物的價格達到了三千五百萬兩，折合為三國兩年的財政收入。
不過，三國執政者並不是傻子。
永昌四年正月，在齊國物資分批次的運抵中，三國執政者宣稱這是高價從神聖羅馬帝國和齊國買來的糧食，隨後以齊國出口價格的150%進行出售。
後世齊國的學者在介紹這段曆史時曾評價：“在這場長達一年半的漫長貿易中，三國利用齊國商品來收割本國人民，大量中產跌落到了貧困階級，而三國貴族則得到了海量的財富。”
四月十五日，太子朱怡鉉與秦國公李定國從西京港出發返回北京。
五月二十六日，船隊抵達天津。
六月初五，皇帝朱和垠召集內閣、六部、五軍都督府官員，對閣位做出調整。
七月十二日，左都禦史田文鏡巡查舊港行省時發現舊港當地有大量隱田，秘密上奏後皇帝調離舊港舊派官員，著田文鏡詳查。
十月，田文鏡彈劾前任舊港布政使曾鞏，按察使鄭烴，兵馬使郭厚渭等舊港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官員，並列舉三人及其同黨罪狀。
經田文鏡走訪調查，舊港布政使司田畝自乾聖十二年開始便被官員貪墨、隱沒，至永昌四年，許多在曾經在舊港任職過的官員都或多或少隱沒了大量田畝。
十月十七，永昌皇帝朱和垠派秦國公李定國之子李嗣乾前往舊港查證。
臘月二十七，李嗣乾上奏永昌皇帝，言過往舊港官員貪汙甚重，甚至牽連到了南州官員。
永昌五年正月初七，皇帝命田文鏡徹查舊港、南州隱沒田地數量，並下令將舊港、南州正八品以上大小官員一律下獄。
二月，田文鏡率官員趕赴南州。
二月十七，南州總兵劉铖，兵馬使楊崇叛亂，錦衣衛南州衛指揮使吳堅襲殺田文鏡，田文鏡跳海逃生，“史稱劉楊之亂”
事情爆發後，劉铖和楊崇對內宣稱舊港叛亂，緊閉南州門戶的北港（巴馬加），以及諸多港口，南州軍民毫不知情。
此時的南州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人口已經多達五百餘萬眾，軍隊和兵馬司的兵馬合計四萬餘人，加之南州作為大明鐵礦石重要挖掘地，因此當地造船廠的數量並不算少。
隻是劉铖、楊崇高估了自己在軍中和南州的威望，更高估了四周人的膽量。
同樣參與了隱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根本不敢造反，於是趁著劉铖等人襲殺田文鏡之時乘船北上，跑到了舊港南海府將南州叛亂的事情告訴了李嗣乾。
得知消息的李嗣乾當即上疏，同時派船隻前往南州東州府（新西蘭）。
好在東州府距離南州甚遠，不僅沒有參與“隱田案”，更沒有與劉铖等人同流合汙。
三月十二，田文鏡逃回南海府，同時劉楊之亂的消息傳到北京。
得知情況的永昌皇帝著黔國公沐楨率南軍平叛，海軍協助。
三月二十，南軍都督、黔國公沐楨抵達交趾，並調集交趾、雲南、廣西、廣東、舊港等五省兵馬出征，海軍南海艦隊協助兵馬渡海前往舊港東山府（新幾內亞）。
四月初十，沐楨領五省十五營兵馬，聯合南海艦隊約五萬眾在東山府南安港誓師，並命人散播消息，稱“良者按兵不動，犯事者降之則不殺”。
直到這時，北港軍民才知道劉楊叛亂。
十一日，大軍渡海，北港軍民開港迎王師，大軍毫無阻礙便登陸了北港。
同時，南州各地軍民也按照沐楨所說的一樣按兵不動。
他們這樣，當即就急壞了劉铖與楊崇、吳堅這一群隱沒了大量耕地的將領官員。
二十日，當沐楨率大軍抵達合浦府，駐紮合浦的兵馬綁了劉铖與楊崇、吳堅的心腹，同時急忙打開城門歡迎王師。
二十三日，得知沐楨占領合浦縣的過程，劉铖與楊崇、吳堅大驚，當即帶著六百餘名心腹，在九真府（悉尼）港口劫船而走。
一艘裝滿金銀珠寶的輪船與三艘輪船成為了他們的居身之所，一路向西逃亡。
二十四日，發現劉铖等將領不在的一名士兵大膽打開了劉铖府邸大門。
在發現劉铖及其家眷不見後，他們急忙派人去通知合浦縣的沐楨。
二十七日，沐楨得到消息後連忙上奏皇帝。
三十日，寧明縣守將上報，稱看到四艘輪船向西而去，沐楨得知後，連忙派南海艦隊向西追擊。
五月初三，得知南州收複、劉楊逃跑的永昌皇帝朱和垠下旨令海軍都督林亮圍剿劉铖、楊崇。
五月二十七日，昆侖監察使司東平知府上奏，稱皇店海商在東平府南部發現叛賊蹤跡。
六月初五，海軍都督林亮率大西洋艦隊在昆侖府南部（好望角）遭遇劉、楊，下令炮擊。
當日，劉铖中炮殞命，楊崇跳海溺亡，吳堅自刎而死，自此鬨了幾個月的劉楊之亂徹底平息。
嚴格來說，這並無法稱之為一場叛亂，因為劉、楊、吳三人並沒有能夠嚴格禦下的能力。
除去與他們同流合汙的中高層將領外，大部分基層軍官和士兵都對大明的信任勝過統帥。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追其根本可以追溯到天啟年間齊王定下的軍區換防製。
這個製度被很好的保持了下來，因此軍中也有“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說。
幾乎每三到五年，五軍都督府的軍隊就會遭遇輪換。
除總兵以上的將領位置基本不會變外，其餘參將、守備、總旗官、隊正、伍長等中層、基層將領和士兵都會遭遇一次大洗牌。
加上隨著人口增多，年輕一代身高力大，而當兵吃餉又十分受人尊敬，收入又高，因此選兵要求也十分嚴格。
天啟年間，乾聖皇帝朱慈燃尚為監國太子時，他便進一步將軍中士兵的退伍年齡嚴格到了三十歲以下。
到了乾聖年間，他又將選兵要求中的學曆、身高、耐力都做出了提高。
學曆不得低於中學，高低於五尺四寸（172.8），一刻鐘不得低於六裡。
僅是這兩條，就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因此，到了永昌年間，能參軍的人，放在諸藩那都是能上馬當兵，下馬為官的存在。
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對政治的見解，因此不會像古代的士兵一樣，愚忠的聽從將領的命令。
在這次的事件中，南州駐紮的南軍士兵也用行動向國朝內部的許多野心家證明了一點，那就是短期時間內在大明搞武裝鬥爭，策反軍隊是不可能實現的。
除此之外，百姓的態度更讓那些野心家看了到大明不可撼動的地位。
麵對劉、楊、吳三人指揮兵馬司士兵、刑部衙役征糧，大部分百姓根本就不予理會，甚至勸說相識的兵馬司士兵和衙役偷偷躲起來。
這樣的做法，讓手握兵權的三人除了自己的那部分心腹外，幾乎調不動任何一支成建製的百人隊伍。
哪怕是那些玩筆杆子的地方官員，麵對他們的尖刀利刃也毫不害怕，大明文官的武風早就在天啟年間就養成了。
這些種種，都是劉、楊、吳三人叛亂鬨成笑話的因素。
不過，大明也不是絕對的沒有問題。
例如此次的錦衣衛衛指揮使吳堅扯旗造反，南州錦衣衛內部居然沒有一個人提前通風報信，而是要靠參與了隱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來報信。
如果郭兆卿不報信，那等田文鏡脫險前往南海府，隨後再上奏的話，恐怕劉楊之亂就真的“亂”起來了。
因此，當劉楊之亂諸多將領在海戰中伏法的消息傳到京城後，永昌皇帝朱和垠當即便下令旨將三朝元老的錦衣衛都指揮使陸元高解任，同時加封其為河陽侯來安撫其心。
九月初五，滕王朱怡銦執掌錦衣衛，皇帝著其清查錦衣衛，同時命東廠太監蕭滕自查東廠。
初十，皇帝著左都禦史田文鏡遙領南京吏部尚書，繼續巡查天下，並調上直的保定營前往保護他。
十月初一，活下來的劉楊案犯被押至北京，皇帝親筆寫下將這四百二十七人車裂的刑罰。
這樣的消息讓許多與這些人牽連的“出三服”親戚舒緩了一口氣，畢竟當年太宗成皇帝還在的時候，那可是動輒“誅九族”啊。
與之相比，眼下的永昌皇帝簡直是太仁善了……
十月初三午時，伴隨著一聲聲慘叫，劉楊之亂算是徹底結束了。
沒了旁人乾擾，加之劉楊之亂不成功，因此許多參與了舊港、南州隱田案的官員紛紛自首。
由於主動自首，因此他們倒是沒有落得一個斬首的下場，而是被判三族流放嶺北苦兀府（庫頁島）。
一場隱田案下來，田文鏡斬首了二百七十四個嘴硬的貪官，懲治了五千四百餘名從犯官員。
這群官員牽連三族之後，合計有近二十七萬人被流放。
案件結束後，田文鏡在舊港呆了半年的時間，隨後才丈量清楚所有“隱田”數量，清點完所有人的家產。
據永昌八年六月初三的奏疏所寫，田文鏡一共在舊港、南州查出被隱田畝三千六百四十二萬畝，查抄錢糧、珠寶、字畫、古董七百七十六箱，折合銀兩三千六百二十七萬五千四百兩……
舊港、南州的查抄所獲讓所有人瞠目結舌。
僅僅田畝，兩省官員便貪墨了大明百分之二還有餘的田畝數，現銀更是足夠大明朝富裕的渡過大半年。
這些東西從哪裡盤剝而來，不用多說朱和垠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