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林派是王諸門的晚輩，公認其發軔於嘉靖四十五年的北京靈濟宮講，在那次彙聚天下王門的盛會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台就講，針對王諸門輕視修養功夫、崇尚玄虛、不務實之類的弊病，提出了由虛返實的實心。中文網
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門是憑空出現的，實心的從無到有，同樣是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其濫餡可以追溯到當年瓊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東南文社大興，書人無不結社的年代，七個來自紹興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締結了一個“瓊林社，。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舉忠心的組織，但實際上，群策群力，複興大明。但隻要是看過其結社祭詞的，就會對這組織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其祭詞中：“昔關張結義，為救漢室：管鮑交厚，誌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內有jian黨橫行，外有俺答倭寇，國事如蜩如螗，百姓生靈塗炭，江山風雨飄搖，易鼎之禍隻在旦夕。我等書生憂國如焚，恨不能肝腦塗地，還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無關張蓋世之勇，無管鮑興天下之智。
方今之計，唯有以吾等之合力，勝關張之勇毅：憑吾等之齊心，得管鮑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結此“複興之社”齊心戮力，興我大明，濟世救民，矢信矢忠，棄個人榮辱，不忘今日之誌，造我華夏開來盛世。，這篇慷慨ji昂的祭詞，沒有隨著被付之一炬而消失，而是注入到瓊林諸子的血脈中，之後二十五年裡始終未曾磨滅，反而曆久彌新，堅不可摧，始終警醒著他們，在貪腐芶且成風的嘉靖末年官場上牢記自己的誌向不迷失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放棄，二十五年始終如一，向著目標堅定的前進。
然而僅有遠大的誌向是不夠的，要想讓夢想變成現實，除了腳踏實地的努力之外，找到正確的方法同樣重要。所以在瓊林社成立初期，富五車的年輕人們麵臨的最大課題，就是找到一條取得成功的正確道路。
沈默得天獨厚，自然有一番主張，但他深知人對被灌輸的觀念遠不如通過思索自己獲得的信念珍橡。所以雖然一直主導著這場曠日持久的思考，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強忍住不發表自己的看法。隻是提出問題，讓這些當世最優秀的俊彥自己去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中國知識分子的積習，便是從思想根源反思政治問題，作為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精英分子，也自然不能免俗。而這些年輕人生在王大興的年代，又是王陽明的同鄉自然都是心的信徒。所以他們的思考從一開始，就是活潑生動，不受任何權威的束縛“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乎是也。，在此基礎上，沈默又槽白雲先生陳獻章思考、勇於懷疑的“貴疑，思想介紹給瓊林社的同仁們，終於使他們徹底掙脫理的桎梏，大膽質疑起一切經典，包括心思想……因為從他們的實際感受來看，接受心思想的書人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其精神風貌確實表現出，與以程朱理為敲門磚的道家們不同的狀存。(更新本書最新章節)但從整個社會和政治的大環境來看，心對於救治吏治的、加強國家的邊防，改善百姓的生活都收效甚微。
瓊林諸子們用了大量的時間，重新檢討了心的經典對各大派的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後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陽明心，包括其再傳的各派隻是不滿於社會現狀，特彆是現實政治而對居於正統地位的理，做了一次較為徹底的否定。但至於如何建設一種可以根除社會弊病的新思想，則沒有任何人，提出一種成熟而有係統的看法。正是在這種不滿卻無望的狀態中，王門後要麼走向了空談玄，要麼言行偏ji，不為主流所容。以至於墮落成如今這幅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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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年輕人們得出一個結論——不管是浙中派，還是泰州派，殊途同歸，都有逃避現實的思想在裡麵。這樣思想主導，國家和士大夫怎能談得上銳意進取，如何去解決國家的重重積弊？
那麼“由虛返實，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但如何去做呢？瓊林社的同仁們，開始了長時間的苦思與討論，最終達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應將實的思想引入王，或者挖掘陽明心中的實思想。無論哪種思路，都是一個目的，將心與實結合起來，構建起“實心實，思想體係，最終將王由內聖之轉向外王之道，並由此去挑戰傳統的勢力。
這時候，瓊林諸子的身份也發生了轉變，成為了朝廷的官員。期間徐渭曾經想棄官不做，專心構建“實心，的思想體係，卻被沈默勸阻道：“古往今來的曆史表明，純粹的思想術運動，是無法真正作用於現實政治的。，所以他主張應該積極從政，在政治實踐中建立不脫離實際的思想體係。
之後十餘年間，七人聚少離多，天各一方，雖然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但脫離集體之後，獲得了思考的機會，還是相繼創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當數徐渭和孫罐。在沈默將各位同仁的觀點彙總起來，創立出實心的完整體係前，這二人已經創造了較完整且具有指導性的思想體係。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詮釋為“行良知”強調內聖之一定要落實到經世致用上。他批評現在朝廷的官員，僅以一篇八股，便側身者之列，徒以高談闊論鈴束天下，對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為國捍邊者，則目為粗材：研究物理者，則目為玩物喪誌：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一旦國家有事當報效之日則門g然張口，如坐雲霧。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乃是彆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他認為要醫冶這種空疏風，隻有提倡經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1者以為民用。
“凡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孫罐在山東，深受孟子的影響，他尖銳地批評了“儒者不言辜功”“德行為二，的空談之風認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人之儒，主張內聖與外王、修身與治世、心性與事功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他主張“言道德必及事業”的觀點，提出“修身治天下為一帶，的命題。在數年之後，又進一步把事功視為衡量聖賢的標準，認為“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還以舟車為例論證：“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孫罐的成功之處，在於他將“談心性必強調事功，的，與心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統一起來。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見，必需實功，無它。，並將“良知，落實到治國的實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貴致其實，反對空談，反對浮誇，反對文牘主義和各種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