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顏悅色同張錫鈞聊了聊關於江南的事，並聽取了張錫鈞對江南那邊的彙報。雖然許多事朱慎錐早就知道了，可在張錫鈞的講述中他還是從中聽到了不少奏折中沒有的東西，此外還有江南等地的一些其他具體情況。
張錫鈞在江南立下大功，有過必罰有功也必賞！朱慎錐用人從不小氣，何況張錫鈞還是他原本的班底之一，深得他的信任。
這一次張錫鈞回京，朱慎錐是要大用的，按照張錫鈞的品級和之前的官職，他回京後可直接擔任六部尚書之職，或者去都察院任左都禦史，繼續執掌監察司。
甚至張錫鈞還有入閣的機會，按照朝廷目前內閣的製度，內閣成員有著任期，這點和之前完全不一樣。在之前官員雖然都有任期，一般來說是三年一任，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都是默許連任的，這不僅是地方官，就連京官也是這樣，至於六部和內閣就更不用說了，內閣閣老們的任期基本就是擺設，隻要皇帝不反對，閣老的任期是沒有限製的，哪怕你在這個位置上乾到死都可以。
但朱慎錐在對官製進行改革和調整後就不一樣了，對於官員的任期他進行了嚴格限製，不僅加強了官員的政績考核，還對任期執行做出了相當要求。
普通官員哪怕政績再好一般也就連任兩屆，特殊情況下經皇帝批準可以連任三屆。這個所謂的特殊情況是指一些特殊的地區或者官職，需要長時間的政策和實施人進行推動的基礎上。除去這些外，絕大部分官員不可能有之前一乾就是好幾任，屁股坐在某個位子上紋絲不動的情況發生。
至於京官也是如此，這不僅包括普通的京官，還包括六部尚書級彆官員和內閣閣老。從這點來講，按照時間來推算用不了兩年，內閣就會有所調整，這個調整是必然的，到時候張錫鈞入閣的機會也就成熟了。
所以在張錫鈞回來之前，朱慎錐已想過如何安置他，可在同張錫鈞聊了半日之後，朱慎錐突然有了新的念頭。
“愛卿回京後可有想的去處？”朱慎錐開口詢問。
張錫鈞微微一愣，皇帝問自己有什麼想去的地方？這個問題問的有些奇怪。自己回京是皇帝召回來的，而且根據自己的級彆不是應該由皇帝來任命麼？不管是擇六部當一個尚書，或者執掌都察院和監察司，還是等兩年直接入閣，按理說皇帝早就考慮好了啊！
不過張錫鈞畢竟跟著朱慎錐久了，對朱慎錐格外了解，察覺到了這句話背後的意思。他當即起身行禮道：“臣乃大明臣子，也是陛下的臣子，臣心中隻願為陛下和大明做事，至於其他臣並不看重，臣任憑陛下安排就是了。”
“好！”張錫鈞這個態度讓朱慎錐很是高興，他欣慰地點點頭，開口對張錫鈞說道：“原本朕是打算讓你先接管刑部，等過上兩年再入閣的。但朕仔細想了想，覺得你去另一處更為合適些。”
張錫鈞並不意外，坐在那邊仔細聆聽著。
朱慎錐道：“愛卿之能朕很清楚，如僅僅去了刑部，未免委屈了愛卿，至於入閣時機未到，何況就算進了內閣，對於愛卿而言也略有不妥。之前愛卿談到江南一事，說了不少關於江南的情況，朕這些時日也在琢磨江南的諸多問題。”
“江南一地，富甲天下，民風開放，貿易繁榮，地方士紳、商人更是數不勝數，在隆慶開關後江南更是第一個同外國接觸，並直接貿易的地區，這近百年來江南商業發展迅猛，乃我大明最盛的區域。”
“但盛歸盛，問題也是諸多。萬曆年間起，東林黨大興，而東林黨同江南士紳之間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士紳或者商人因為東林黨的緣故同官員之間因為利益的緣故進行糾纏，再加上其他一些特殊原因，使得江南情況在我大明同其他各地均不相同，也造就了後來諸多情況的發生……。”
朱慎錐侃侃而言，講著江南的一些情況。張錫鈞認真聽著皇帝的話，不時微微點頭，但當聽到一些皇帝和自己不同的看法時，下意識凝思細想起來。
朱慎錐所說的問題都是事實，他大部分都是在江南親曆過的。江南在大明本就富庶，這個不能否認，何況大明開國之初定都的地方是南京而不是如今的京師，太祖朱元璋之所以選擇南京作為首都是有著深意的。
把首都選在南京，一方麵是可以更好地掌控這個全國最富庶的區域，以中央京師之地來鎮住這片財賦所出。此外，這還和當年張士誠有關，當初和太祖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有兩人，一個是陳友諒，另一個就是張士誠。
陳友諒暫且罷了，雖然朱元璋對陳友諒的評價極高，承認他有當皇帝的資格，而且能力不亞於自己，之所以會兵敗身亡那是因為朱元璋的運氣更好些，鄱陽湖大戰陳友諒假如不是戰術運用出了問題，再加上在戰場上陳友諒作為主將居然被一箭射死，導致全軍崩潰的話，朱元璋能不能贏得這一仗還是兩說呢。
而張士誠雖然比不上陳友諒，更比不上朱元璋，但張士誠在江南民間卻有著極高的聲望，深受江南百姓的愛戴。正因為如此，在張士誠死後，江南一地的百姓時常懷念張士誠，為張士誠所惋惜甚至立祠。這樣的態度和看法使得江南一地百姓從開國初就和大明朱家皇室不在一條心，為了避免地方動蕩，甚至心懷張士誠的人那些人反叛，朱元璋不僅把京師定在了南京，更在洪武時期一直打壓江南一地，使得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這種情況一直到仁宣時期才逐步緩解，可就算後來緩解了，江南一地對朝廷的忠誠也不如其他地方，而且因為朝廷的長期和多番的打壓，更使得江南士紳大族包括百姓們對朝廷深有怨言。
此外，還因為江南的特殊原因，江南一地不僅是大明最富庶的地區，更是大明各省中最先和海外諸國打交道的地區。早則在大明開國之初，略晚些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再後來就是正德、嘉靖年間的對外貿易，等到隆慶開關後，江南一地更是第一個和海外展開貿易的區域，靠著海貿的便利和江南原本的深厚底蘊，使得江南不僅商業繁榮民間更富，更讓江南士紳大族和商人們的實力不斷膨脹。
在這個基礎上，士紳大族和商人們又同當時讀書人勾結了起來，而這些讀書人就是東林黨的前身。一個有錢，一個有筆杆子，兩者一拍即合就成為了聯盟，雙方各得所需。
長久下去，一個特殊的階級團體就在江南開始逐漸產生，而這個階級團體後來也造就了大明的政治格局變化，從而影響到了大明的走向。表麵上之後的大明文官階級力量龐大，尤其是東林黨的影響力在朝堂根深蒂固，再加上浙黨、楚黨、齊黨等各黨派如雨後春筍一般湧出，使得大明陷入了黨爭，最終造成了曆史上大明的滅亡。
但在這個方麵深入追溯，真正產生這樣變化的正是這個階級團體的出現，換句話來說就是後世書本上所寫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當一個群體在擁有龐大的財富和雄厚資本情況下，那麼他們必然會追求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從而確保自己的安全，同時也利用政治上的影響來加深自己在某些方麵的訴求和權利爭奪。
這是曆史必然的結果，在西方曆史上同樣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甚至可以說西方尤其是歐羅巴各國這種情況相比大明更為嚴重，而且這個階級的產生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政體，從而導致國家命脈不被王國所掌控，反而掌控在這些階級手中。
當年英國的《大憲章》出現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而王夫之出使的波蘭—立陶宛聯邦也是如此，所謂的議會實際上就是被資本主義階級所掌控，而在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銀行家們的權力更超越了許多貴族，成為了真正控製國家的主宰。
這種類似的情況可以說整個歐羅巴國家或多或少都有，而大明在出現了相同的階級之後必然會爆發出諸多的矛盾。更重要的一點，大明和歐羅巴諸國有著本質不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就一直都是大一統的國家，君權天授，皇帝是天子，中央集權在千年來已達到了頂峰，而這個階級的出現就成為了挑戰固有階級甚至皇權的新生力量，從而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這也是自萬曆後期到崇禎年間大明政治陷入黨爭的真正原因。
不管是東林黨、浙黨、楚黨甚至齊黨等等，他們真正代表的不是自己本身，而代表著背後的階級群體利益。之前京師爆發的謀逆案，從根本來說也是這些人對皇權的反撲，意圖用這種手段壓製皇權，更替皇帝，搶奪政治話語權。
雖然在朱慎錐的連番手段中，這些年東林黨甚至其他各黨被強力打壓，尤其是東林黨在打壓中更是損失慘重，早就沒了最初的強大實力。而謀逆案一出，借此機會再一次進行了清洗，使得暫時把這個群體直接強壓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