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員外廠中普通的織工一個月薪酬能有多少？”劉寬問。
“差不多兩貫吧。”吳員外答道，隨即解釋，“劉先生可千萬不要覺得這個薪酬少——以前織坊用普通織機時，一個熟練織工，月薪也就兩貫左右。”
“如今廠坊用蒸汽織機、紡車，對織工的技術要求並不如以往，卻仍給他們近兩貫的月薪，絕對算厚待了。”
“而且，織工在廠裡住宿、吃飯都是免費的，如果算上這部份費用，以及年節期間的獎勵，月薪超過了三貫也說不定。”
聞言，劉寬與朱元璋對視了眼。
如果在洪武初年，織工能有兩三貫的月薪，確實屬於“高薪”。
但如今已是文隆三年。
經過過去十幾年的發展，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消費水平自然也有所提高。
故而，即便大明的米價、肉價、煤柴等基本物價沒增長什麼，但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麵，依舊需要花不少錢，尤其是住在城裡的人。
比如隔個三五天，買些肉菜，讓家裡孩子、老人吃到些葷腥。又比如，豐年過節的，給孩子、老人添一兩件新衣裳。此外，孩子上學買學習用品、書籍，以及勞動力自身在各方麵的需求，等等。
劉寬並未派人具體調查過，但根據他目前掌握的數據，要在京師、蘇州等大城市居住，即便是普通市民階層，四口之家一個月怕是也要花費一兩貫錢。
所以，吳員外給普通職工的月薪，也就夠其養活一個四口之家再稍稍剩餘點錢，並不算多。
而吳員外的吳氏榮錦絲織廠已經是蘇州民間第一大絲織廠，對工人待遇尚且如此，其他絲織廠隻怕也不會更高，甚至還不如吳氏。
劉寬又問，“這般待遇，織工乾活兒的積極性可高？”
“積極性？”大約頭回聽到這個詞，吳員外反應了會兒，才道：“高，當然高——劉先生，鄙人之前不是說了嗎，這月薪已經不低了。”
“而且，這樣的織工很容易招募到——如今蘇州城外不知多少農家子弟、婦女，想方設法地進城裡工坊做工，鄙人的廠坊可是他們的首選。”
“他們好不容易被選進來，哪有不珍惜機會的道理？一個個乾活兒可積極得很。”
劉寬聽了略感無語。
他原以為，如今大明開拓海外，人力匱乏，那麼這些工廠應該也有些用工缺口才對。
誰曾想並不是這樣，而是依舊處在工廠少而想進廠做工之人多的階段。
這無疑說明，大明廣大普通百姓的思維還沒有轉變，或說習慣性地求穩，缺乏追求新鮮事物和更大收益的心態。
朱元璋其實也覺得織工月薪能有兩貫算不錯了，若夫妻倆都能掙兩貫，足以養活一大家子，更彆說尋常人家老人也是乾活創收的。
他更在意的是吳員外這樣的工廠主收益如何。
他於是問：“吳員外這座絲織廠一個月能出多少匹絲綢，又能賺多少錢？”
吳員外雖然猜測老朱是致仕的朝廷高官，卻也不願透露這種商業機密，便打哈哈道：“這麼大的廠，一個月生產的布匹確實不少，但各方麵支出也多呀。”
“彆的不說，單是收購生絲就需要一大筆錢，而且還存在風險——如今有些蠶農仗著官府偏向他們，故意以次充好，害得我都吃了幾次虧，不得不溢價購買日島那邊的生絲。”
蠶農以次充好，就好像百姓賣其他東西以次充好一樣，都是古來已有之事，並不稀奇。
隻不過正常來講，在這種交易中，收購方往往占據主導和優勢，所以能以此充好獲得好處的農戶極少，多數時候反倒是農戶吃收購商的虧。
比如說收購商說今年行情不好，故意壓價收購——農戶往往人脈不廣，隻認識一兩個收購商，那麼隻能收購商說啥他就信啥，吃虧也沒辦法。
吳員外所說的情況顯然是種例外。
朱元璋於是問，“官府如何偏幫蠶農？”
見老朱詢問，吳員外立馬來了勁兒，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黃老員外有所不知，因朝廷會時不時派禦史巡查地方，了解百姓生活情況，比如說收入如何。”
“而地方官府為了政績，便會強製安排咱們這些商賈，收購百姓的東西。比如說讓我這樣的絲綢商人，收購某一片蠶戶的生絲。”
“如此也就算了，關鍵是還會給出什麼指導價格，讓咱們不得低於某個價格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