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CCTV對張潮的訪談，還隻是「茶壺裡的風暴」的話，那馬悅然的回應，則掀開了茶壺的蓋子，把風暴釋放到了全世界。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諾貝爾文學獎」依然是全球範圍內最受關注的文學獎項。儘管它被這樣那樣詬病，薩特甚至直接拒絕領獎，並且在拒絕聲明中強調：
“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有些事情恐怕並不是瑞典文學院的成員所能決定的。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
但作為唯一持續頒發了上百年的國際性文學獎項，它積累了豐厚的聲譽，也捆綁了巨大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文學風向標，沒有之一。
諾爾貝文學獎的終身評委一共就18個，從這個角度講，作為終身評委之一的馬悅然幾乎是文學世界裡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他的邀請與張潮的拒絕，足以讓大部分業內人士側目。
尤其是那些張潮曾經留下足跡的國度。
隨著《華爾街日報》專題文章的刊發，一向活躍的美國文學界開始躁動起來，甚至引起了哈羅德·布魯姆的注意。
這位在耶魯大學教了50年書，被譽為“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有原創性和最有煽動性的一位文學批評家”的學者，維持了他一貫的學術立場，在接受CNN記者的訪談時，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主流立場上給予了張潮強烈的批評：
“這位中國年輕人的傲慢令我聯想到我在《影響的焦慮》中描述的弑父情結。他錯誤地將文學評價體係等同於文化殖民，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創造的文學世界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
張潮的聲明實際上是在拒絕參與世界文學的偉大對話。馬悅然不該為年輕作家的文化自卑情結買單，正如龐德無需為李白的《長乾行》譯本致歉——他的退讓令人失望。”
哈羅德·布魯姆一向對多元文化主義嗤之以鼻，雖然在21世紀已經開始被美國的主流學界所排斥，但他的主張卻仍然有許多擁躉。
隨即《號角報》的專欄作者克裡夫·加德納就在布魯姆的論述基礎上指出——
【張潮和馬悅然之間的鬨劇，完美印證了為什麼每一個出色的大學都要設置一個“東方學研究中心”。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張潮拒絕的不是馬悅然本人，而是拒絕被塞入由西方構建的“中國文學作者”形象框架。
但可悲的是，他的反抗依然被困在西方設定的二元對立框架中，所有“東方學”的研究都早在幾十年前就預言了這一點——即使並不是完全從文學的維度解讀。
如果他真正想要解開文化殖民的魔咒，用拒絕來逃避是無法做到的，而一味地反抗隻能讓這個魔咒更深入骨髓。他應該像弗朗茨·法農所說，在挪用與顛覆之間尋找辯證空間。
“文學的西方化”固然令他這樣成長在富足年代的中國青年感到不快，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非西方化”或者“去西方化”本身是“西方化”的產物，它們之間是一個相互構造的過程。張潮的反抗隻是這個過程的產物之一。
張潮在用激烈的語言破除西方認識論權威的同時，恐怕很快就會落入“回歸前殖民時代”浪漫神話的陷阱——這就引申出一個有趣的議題：中國的古典文明真的那麼完美麼？那它又是怎麼在內外夾擊中崩潰的呢？
所以真正敏銳的讀者，必須識破這是殖民文化和傳統威權的共謀，時刻警惕在後殖民時代打著民族主義、本土性和去殖民化旗號的傳統權威和舊式威權。】
克裡夫·加德納的專欄文章，讓這場風暴徹底上升為一場國際論戰。
原因分析起來還挺複雜的——17世紀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文明，幾乎重新定義了全世界的所有標準，經濟、文化、政治、軍事……而美國接替英國成為中心的這100年，又通過現代傳媒手段，將這些標準塞進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遊離於中心之外的族群，想要闡釋自己的文明，最後都要從西方文明構建的體係當中尋找理論支持甚至基礎資料。
這種構建了整個世界現有秩序的體係是如此龐大，以至於正如加德納所說，就連其他文明尋求獨立性的探索，無論是反抗殖民還是複興古典，也都在體係的學術預言和製度設計當中，是構成體係的一部分。
這就是許多探索者的無奈之處——兜兜轉轉一大圈，最終還是要在西方文明預設的認知框架下解決本國或者本民族的現代化問題。
這種文化壟斷並不新鮮，在人類曆史上總是循環出現。
就好像東亞、南亞的大部分國家想要述說自己國家的古代曆史，幾乎都會尷尬地發現，自己國境內那些可憐的文明遺跡，遠不如中國保留的相關史料豐富和有說服力。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朝鮮王朝實錄》，就全部是用漢字寫成，直到1993年，「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才完成它的韓文翻譯。
隻不過20世紀前這種文化壟斷通常是由一個實力超強的國家實體在區域內完成，而20世紀則是擁有“殖民者”這一共同身份標簽的文化聯盟進行全球化擴散，並達到了超乎任何個體想象的程度。
從人類文明的宏觀視角來看，這不過是曆史長河當中一朵朵或大或小的浪花；但對身處時代的人而言，卻都是驚濤駭浪。
不過與中國人不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其中的人民，本身並不在乎這個。無論是“文化獨立”還是“文化尊嚴”，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的名詞。
無論他們國內的文化精英們如何痛心疾首、奔走呼號，老百姓們也並不在乎書架上或者電視裡有多少屬於自己的文化產品。
既然美國人既可以用可樂、薯條，迪斯尼、好萊塢，同時喂飽自己的肚子和腦子，又何必抗拒這股潮流呢？
所以張潮，和為他的訪談精神振奮的中國人，其實更像逆流而上的另類。
即使是認可張潮的學者、作家，也不無同情的指出了這一點——
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對采訪他的BBC記者道：“這位中國同行的焦慮，讓我想起《開羅三部曲》出版時遭遇的傳統與現代之爭。
但正如我用阿拉伯語書寫卻能獲得諾貝爾獎認可，真正的文化自信在於創作本身的力量。張潮的抵抗值得尊敬，但需警惕這些強烈的自我意識變成新枷鎖。
真正的文學自由應該在超地域的寓言中揭示普世困境。或許中國作家應該學會如何在多重身份中保持創作自由。”
這場風暴最終也席卷到了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帕慕克最近剛和基蘭·德賽墜入愛河，經常攜手出現在各種活動當中。而張潮與基蘭·德賽幾個月前在「加州和風號」列車上的對話，讓他與這位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了一種特殊的聯係。
麵對各國記者鍥而不舍的追問，帕慕克終於在出席一次文學講座時，完整回應了張潮與馬悅然之間的風波。
作為土耳其“西化”家庭出身的帕慕克，他以自己深邃的思考與精湛的技藝為整個國家開辟了文學現代性之路的偉大作家，但對他來說，有些答案是不言而喻：
“張潮與馬悅然的爭執，不過是文學界永恒的孩童遊戲——有人摔碎玩具以博取關注，有人假裝寬容實則享受施舍者的優越感。
這位中國年輕人顯然混淆了‘抵抗’與‘表演’的界限，以為摧毀舊的範式就能成為新的先知，卻不知自己寫下的每部作品，都離不開西方文學的啟蒙。
馬悅然的謙遜令人惋惜。他本可以對張潮說‘年輕人，文學不是賭氣的藝術。’但這位精通漢學的老紳士似乎忘記了，真正的作家，從不需要通過拒絕來證明什麼。
薩特拒絕領獎是因他早已是薩特，而張潮的拒絕更像未入圍者的提前退場聲明。所以我認為克裡夫·加德納說張潮的反抗仍困在西方框架裡，這評價太過寬容了。
事實上，這位年輕人的表演完美印證了東方學的終極勝利——他越是拒絕成為一個陳列品，就越會淪為西方學界研究‘後殖民焦慮’的典型樣本。
想想看，很多年以後，當學者們回顧這場鬨劇時，他們會像解讀古波斯宮廷陰謀那樣發笑——看啊，那個中國青年以為拒絕一杯茶就能把諾貝爾文學獎推下神壇；而那位瑞典院士竟然想用謙遜掩飾文化權力的黃昏。
而那些超越時代、超越地域、超越文化的偉大作品，將如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穹頂，沉默地俯視所有這些轉瞬即逝的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