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的長河中，那段在校園裡度過的兩年時光，如同一幅漫長而艱辛的畫卷，緩緩展開。那所承載著夢想與希望的校園，見證了我和常英的堅韌與執著。
當年我來自團縣委這個極其平凡的工作崗位。按照脫產學習乾部的規定，我能領取原有的工資，還有每天七角錢的生活補助費。
這點微薄的補貼，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或許可以再通過其它各種途徑來補貼學習經費的不足。
但我深知規定的重要性，不敢有絲毫逾越。我從未向所在單位提出過額外的要求，因為我知道規定如同不可撼動的基石。
然而，林書記卻是個心思細膩之人。他曾參加過其他學校的函授班學習，對經費的處理辦法頗為熟悉。
在我入學後，他對我說：“你要是方便的話，可以經常回來，來回的車費都能報銷，途中的補助也會按規定發放。像一般的工具書、計算器之類的學習用品，彆的學員能報銷，咱們也能給你報。”
我心裡明白，他這是在竭儘全力地為我爭取經費。可僅憑單位的力量，確實難以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但他作為領導，代表組織出麵，情況便大不相同了。
我個人自然不能向行政部門提出這些要求，畢竟政策擺在那裡，人家要是拿政策來說事，我根本無從反駁。所以，我一直對林書記的關心和他在實際操作中的努力心懷深深的感激。
這兩年裡，我始終堅守規定，從未給林書記和單位添過任何麻煩，也沒去單位報銷過一次發票。為了節省開支，我沒給自己添過一件嶄新的衣物，沒進飯店享受過一頓豐盛的大餐，就連坐公交車都得精打細算，反複斟酌。
校園裡綠樹繁茂，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間傾瀉而下，在地麵上繪出了一幅幅絢麗的光影畫卷。那古老的教學樓，承載著無數學子的夢想。
學校的課程安排並不緊湊，除了田間的實驗實習和實際操作課程外，每天通常隻上四節課。這讓我擁有了不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同學們大多會利用這些時間去逛公園、逛商店，或者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節目、看錄像，又或者打牌下棋，儘情享受悠閒的時光。而我卻整日泡在學校的圖書室裡，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知識的養分。
圖書室裡，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書籍，散發著淡淡的墨香。我坐在窗邊的位置，陽光灑在身上，溫暖而舒適。
每當我翻開一本書，就仿佛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裡，我忘記了生活的疲憊和困難，心中隻有對知識的渴望。
在讀書的兩年間，第一學年時，我大概每兩周回一次河口老家。那時家屬和孩子都住在河口老家，小美從縣城的幼兒園轉到了河口鄉的幼兒園。縣城那僅有三十多平米的房子，由二弟婚後居住著。
為了能趕上周一下午的課，我必須在星期天下午乘車到省城，然後從省城乘夜班車去那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或者次日一大早再從省城出發前往。這就意味著我要在二姐家借宿一晚。
二姐家房子不大，但卻充滿了溫暖。每次去，二姐都會熱情地迎接我，為我準備好床鋪和食物。
夜晚，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心中卻充滿了對家人的思念。我想著常英獨自在家拉扯著兩個孩子，小美六歲，小洋兩歲，還有父母和年近八旬的奶奶。我怎能不經常回家，幫她們做些力所不及的事情，分擔些家庭壓力和擔子呢？
到了第二學年，我幾乎每周都要回河口老家。常英獨自在家，實在是太辛苦了。我必須回去，為她分擔一些壓力。每次回家，我都會看到常英忙碌的身影。她每天都要起早貪黑，為了生計而奔波。
為了緩解家庭經濟壓力，常英向她從安徽遷過來的姐夫王立柱學習生豆芽的技術。
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其中曆經了多次失敗的嘗試。才獲得成功。
常英每天都要起早貪黑，淩晨三四點就得起床給豆芽澆水噴霧，那微弱的燈光在黑暗中搖曳，仿佛是她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閃耀。
午夜還要給豆芽噴助長劑，她的身影在夜色中忙碌，如同一位勤勞的守護者。每天要給好幾筐豆芽輪流換水，晚上十點多還要檢查豆芽發芽的長短和勻稱程度。
這既是技術活，又是體力活，既耗時又耗精力，稍有懈怠就會前功儘棄。但隻要堅持下來，一斤乾黃豆能生出五到七斤不等的鮮嫩豆芽，技術好的話，甚至能達到十斤左右。利潤與技術、辛苦和耐心成正比。
父親按照常英的要求，在家中的院子裡搭建了幾間簡易操作間，這便成了她的豆芽“小工廠”。操作間雖然簡陋，但卻充滿了希望。常英在這裡辛勤地勞作著，為了我們的家庭，為了我們的未來。
住在我家隔壁的友三爺爺（甄恩友老人），在我回來的時候，當著我的麵誇獎常英：“甄皓啊，你這媳婦可真是個了不起的女能人啊！我活了大半輩子了，像劉常英這樣有主見、能乾、不怕吃苦、持家有道的孩子可沒見過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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