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路軍：由阿術魯率領，攻占金國邊境的鳳翔今陝西寶雞），牽製金軍救援。
戰爭的天平徹底倒向蒙古。東路軍迅速攻克延安，西路軍占領撒裡畏兀兒，南路軍在鳳翔大敗金軍援兵。中路軍的進攻最為慘烈：1226年秋，蒙古軍圍困靈州，西夏大將嵬名令公率10萬大軍救援。成吉思汗早有準備，命蒙古軍“棄舟登岸，誘敵深入”《元史·速不台傳》），將西夏軍誘入河中島長河），隨後“斷其浮橋，四麵圍之”。史載：“河水儘赤，夏兵十萬，無一生還。”《黑韃事略》）靈州失守後，中興府已無險可守。
1227年春，蒙古軍完成對中興府的合圍。成吉思汗采納“水攻”舊計，掘開黃河大堤，“水灌中興，城壞”《西夏實錄》卷十六）。然而，此時的西夏軍民已無抵抗意誌——李睍“日夕哭泣，束手待斃”《續資治通鑒》），貴族們則“爭降蒙古，以求自保”《蒙兀兒史記》卷四）。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六盤山病逝一說被西夏王妃古爾伯勒津郭斡哈屯刺殺，《蒙古秘史》載：“帝至六盤山，病甚……後妃等以劍刺之。”）。臨終前，他留下遺命：“秘不發喪，待夏主獻城後屠城。”《元史·太祖本紀》）8月，李睍率文武百官投降，蒙古軍入城後“悉屠之，焚其宮室，毀其宗廟”《西夏書事》卷二十四）。曾經“東儘黃河，西界玉門”的西夏王朝，就此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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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曆史的叩問：西夏滅亡的深層邏輯
一）西夏的三大致命短板
西夏的覆滅，絕非偶然，而是多重矛盾的總爆發。
其一，外交短視。從李元昊“聯遼抗宋”到李安全“附金圖宋”，再到李遵頊“聯宋抗金”，西夏的外交始終缺乏長遠規劃，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正如清代史學家吳廣成在《西夏書事》中所言：“夏國地瘠民貧，國小力弱，全賴外交縱橫以圖存。然其君臣反複無常，終為蒙古所乘。”
其二，軍事脆弱。西夏的軍隊以“撞令郎”被征調的平民）為主力，戰鬥力低下；騎兵雖精銳“鐵鷂子”），但數量有限不足萬人），無法與蒙古的“全民皆兵”抗衡。更關鍵的是，西夏從未建立有效的軍事防禦體係——賀蘭山長城雖險，卻無縱深防禦；中興府的護城河與城牆，在蒙古的回回炮投石機）與水攻戰術麵前不堪一擊。
其三，統治崩潰。西夏後期的權臣專權如任得敬）、後宮乾政沒藏氏家族）、皇位頻繁更迭120年間曆10帝，其中5帝死於非命），導致中央權威瓦解。地方豪族如河西走廊的僧侶、部落首領）各自為戰，甚至在蒙古進攻時“舉城投降”《元史·速不台傳》）。這種“上無明主，下無良將”的局麵，使西夏失去了最後一絲抵抗的可能。
二）蒙古的三大製勝密碼
蒙古的勝利，則是戰略、戰術與心理威懾的綜合結果。
戰略上，成吉思汗將西夏定位為“滅金前的練兵場”。通過反複進攻，蒙古不僅削弱了西夏的國力，還積累了城市攻堅如靈州、中興府）、多兵種協同作戰騎兵、步兵、工匠）的經驗。正如《蒙古秘史》所言：“滅西夏，所以練士卒；取河西，所以通商路。”
戰術上，蒙古針對西夏的弱點製定了一係列精準策略：利用西夏依賴黃河天險的特點，多次使用水攻1209年、1226年）；針對西夏“分兵守險”的防禦模式，采用“分兵合擊、遠程奔襲”如1226年四路大軍同時推進）；針對西夏統治集團的分裂，實施“招降納叛”如收降嵬名令公部將），分化抵抗力量。
心理威懾上，蒙古的“屠城”政策雖殘酷，卻極大瓦解了西夏軍民的抵抗意誌。《元史》載：“凡西夏城破，男女老幼，儘屠之；工匠、僧侶，皆徙漠北。”這種“殺雞儆猴”的策略，使其他政權如金國、南宋）在麵對蒙古時更加恐懼，間接加速了蒙古的征服進程。
四、曆史的餘響：西夏滅亡的多維影響
一）歐亞格局的重塑
西夏滅亡後，蒙古徹底打通了“蒙古高原—河西走廊—中亞”的通道。1235年，拔都率蒙古第二次西征長子西征），正是以西夏故地為跳板，直抵多瑙河流域。西夏的滅亡，標誌著蒙古“先弱後強”戰略的成功——先滅西夏、西遼，再滅金國、南宋，最終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蒙古國”。
二）文明的劫難與遺存
西夏的滅亡，是一場文明的浩劫。《西夏實錄》載：“中興府破，大夏文物，儘入於火；佛寺、道觀，皆成焦土。”西夏文字曾通行於西北200年）、西夏佛經如《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西夏官印如“首領之印”），均因戰亂大量散佚。直到20世紀初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的發現，才讓世人得以窺見西夏文明的真容——出土的10萬餘件文物中，包括西夏文佛經、世俗文獻、繪畫與絲織品，被譽為“打開西夏之門的鑰匙”王國維語）。
三）後世的評價與反思
對於西夏滅亡，元代史家《宋史·夏國傳》僅用“夏自景宗元昊稱帝，傳十主，凡一百九十年，為蒙古所滅”寥寥數語概括，隱含著“蠻夷政權終為大邦所並”的傳統史觀。現代學者則更注重從文明衝突的角度分析：西夏作為“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政權”，其滅亡本質上是“封閉的邊疆政權難以抵禦遊牧農耕複合帝國的衝擊”陳寅恪語）。這種衝擊，既是軍事的，也是文化的——蒙古的征服，最終將西夏納入了“蒙古治世”paxongoica）的體係，西北邊疆的民族融合由此加速。
五、賀蘭山的挽歌
當蒙古鐵騎踏碎中興府的最後一堵城牆時，賀蘭山的雪依舊覆蓋著西夏王陵的夯土台基。那些刻著西夏文的碑碣、繪著飛天的壁畫、鑄造著“大夏通寶”的錢範，都在風沙中沉默。一個王朝的終結，不僅是疆域的消失，更是一段獨特文明的謝幕——它曾在中原王朝與草原帝國的夾縫中綻放，用黨項人的智慧與血汗，在西北大地上書寫了屬於自己的傳奇。
曆史的車輪從未停歇。西夏的滅亡，印證了一個永恒的規律：在冷兵器時代，封閉的政權難以抵禦遊牧帝國的衝擊；而那些能夠在夾縫中求生的文明，往往需要更開放的胸襟與更堅韌的韌性。賀蘭山的雪會融化，黃河的水會奔湧，但西夏的故事，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它是悲劇，更是警示；是終點，更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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