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透過窗欞，落在吳賢剛寫下的字跡上，“守正護寶，薪火相傳”六個字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他合上父親的考古筆記，指尖仍殘留著紙頁的粗糙觸感，忽然想起白天國家博物館館長的話——“每一件回歸的文物，都是文明對話的使者”。這時，手機屏幕亮起，是蘇湄發來的消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傳來消息，和田漢代古墓出土的絲織品修複有了新進展，他們在一塊錦緞上發現了‘長樂未央’的字樣，想邀請我們去參與後續研究。”
吳賢心中一振。“長樂未央”是漢代常見的吉祥語，常出現在絲織品、青銅器上，象征“長久歡樂，永不結束”，而帶有這類字樣的漢代絲織品，此前僅在陝西、甘肅等地的古墓中發現過，在新疆和田出土尚屬首次，這足以證明漢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遠比想象中更為密切。他立刻回複蘇湄：“明天一早就出發，帶上絲織品保護的專業設備。”
次日清晨，吳賢和蘇湄抵達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修複室裡，工作人員正用顯微鏡觀察“長樂未央”錦緞的纖維結構。錦緞呈暗紅色，邊緣雖有磨損，但“長樂未央”四個字依然清晰，字體為隸書，筆畫舒展，與漢代宮廷絲織品上的字樣風格一致。“我們通過碳十四檢測，確定這件錦緞的年代為西漢中後期，比‘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還要早約一百年。”研究所的王教授指著檢測報告，“更重要的是，錦緞的經線密度達到了每厘米80根，緯線密度每厘米40根，這種織造工藝在當時隻有中原地區才能實現，說明它很可能是由中原織造後，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域的。”
吳賢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錦緞，放在特製的燈光下觀察：“你們看，錦緞的邊緣有明顯的縫合痕跡，而且纖維中有少量的羊毛成分，這說明它在西域被使用時，曾被當地人修補過，還加入了西域常見的羊毛材質，這是中原與西域文化融合的直接證據。”他隨即提出修複方案：“先用低溫等離子體技術去除錦緞表麵的汙垢，再用蠶絲線對破損處進行手工織補，織補時要儘量模仿漢代的‘經錦’工藝，確保修複後的錦緞既保持原貌，又能長期保存。”
接下來的半個月，吳賢和團隊全身心投入到錦緞的修複中。每天，他們都在修複室裡工作十幾個小時，用放大鏡仔細比對每一根絲線的顏色和粗細，確保織補的部分與原錦緞無縫銜接。當最後一針完成時，夕陽透過窗戶灑在錦緞上，“長樂未央”四個字在光線下仿佛有了生命，暗紅色的錦麵與金色的絲線交織，展現出漢代絲織工藝的輝煌。“太好了，這簡直是‘活’過來了！”王教授激動地說，“這件錦緞修複完成後，我們會在新疆博物館舉辦‘漢代絲綢之路絲織品特展’，讓更多人了解漢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
特展開幕當天，展廳裡人頭攢動。“長樂未央”錦緞被放在恒溫恒濕的展櫃中，旁邊陳列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的複製品，以及漢代西域出土的其他絲織品、漆器。吳賢作為講解員，向觀眾介紹：“這些絲織品不僅是實用的衣物、飾品，更是漢代絲綢之路繁榮的見證。‘長樂未央’錦緞從中原傳入西域，被當地人使用、修補，融入了西域的文化元素，這正是中華文明‘兼容並蓄’的體現。”觀眾們聽得入迷，不少人拿出手機拍照，想把這份“跨越兩千年的文明對話”記錄下來。
特展期間，吳賢收到了周明遠發來的視頻。視頻裡，周明遠站在上海國際物流港的監管倉庫裡，身後是一批剛截獲的走私文物：“我們在一批標注為‘陶瓷擺件’的包裹中，發現了三件宋代建窯兔毫盞，經過鑒定，是宋代建窯的精品，很可能是從福建建陽的宋代窯址盜掘而來的。”
建窯兔毫盞是宋代著名的黑釉瓷，因釉麵呈現出細密的兔毫狀紋路而得名，是宋代文人雅士鬥茶時的首選器物，其中“銀兔毫”“金兔毫”更是稀世珍品。“宋代建窯的兔毫盞，釉料中含有大量的鐵元素，燒製時因溫度差異，鐵元素會在釉麵形成不同顏色的兔毫紋，‘銀兔毫’的釉麵呈銀白色，‘金兔毫’則呈金黃色，仿品很難模仿這種自然形成的紋路。”吳賢立刻結束在新疆的工作，趕回上海。
在上海海關的監管倉庫裡，吳賢看到了三件建窯兔毫盞。其中一件“銀兔毫”盞，釉麵光潔，兔毫紋細密均勻，從盞口延伸到盞底，宛如真兔毫一般；另一件“金兔毫”盞，釉麵泛著淡淡的金色，兔毫紋交錯分布，極具觀賞性。“這三件兔毫盞都是宋代建窯的精品，尤其是這件‘金兔毫’盞，存世量不足十件，價值連城。”吳賢用手電筒照射盞底，“你們看，盞底有‘供禦’二字的刻款，這是宋代建窯為宮廷燒製的標誌性款識，說明這三件兔毫盞當年是專門供奉皇室的器物。”
根據走私包裹上的信息，警方很快鎖定了嫌疑人李剛。李剛交代，他受境外走私團夥指使，從福建建陽的宋代窯址盜掘出兔毫盞後，準備通過國際物流運往日本。“福建建陽是宋代建窯的發源地，當地有大量的宋代窯址，近年來一直是盜墓分子的重點目標。”吳賢對周明遠說，“我們得儘快派人去建陽，加強對窯址的保護，防止更多文物被盜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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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立刻前往福建建陽，在當地文物部門的協助下，對宋代建窯窯址進行了全麵排查。建陽水吉鎮的宋代建窯遺址分布廣泛，其中“蘆花坪窯址”“大路後門窯址”是最主要的窯址，出土過大量的兔毫盞、油滴盞等黑釉瓷。“你們看，這裡有新鮮的挖掘痕跡。”吳賢在蘆花坪窯址附近發現了一個深約兩米的土坑，坑底還有幾件破碎的黑釉瓷片，“這說明盜墓分子最近還在活動，我們必須儘快安裝監控設備，加強巡邏。”
當地文物部門隨即在窯址周邊安裝了紅外監控攝像頭，並組建了由文物工作者、民警、村民組成的巡邏隊，24小時不間斷巡邏。在巡邏隊的一次夜間巡查中，成功抓獲了兩名正在盜掘窯址的盜墓分子，繳獲了幾件剛出土的宋代黑釉瓷片。“有了這些保護措施，窯址的安全終於有了保障。”建陽文物部門的負責人說，“感謝你們的幫助，讓我們能更好地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回到北京後，吳賢團隊又接到了一個重要任務：協助故宮博物院，對一批剛從海外追回的清代宮廷玉器進行鑒定和修複。這批玉器包括一件清代乾隆年間的和田玉籽料“大禹治水圖”山子、一對和田玉“福壽雙全”如意，以及幾件玉碗、玉瓶，都是清代宮廷玉器的精品。
“清代乾隆年間是中國玉器製作的鼎盛時期，乾隆皇帝尤其喜愛和田玉，曾多次下令從新疆和田開采玉料，用於製作宮廷玉器。”吳賢在故宮博物院的修複室裡，仔細觀察“大禹治水圖”山子，“這件山子高約50厘米，用整塊和田玉籽料雕刻而成，雕刻內容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人物、山水、草木刻畫得栩栩如生，是清代‘乾隆工’的代表作品。‘乾隆工’的特點是雕刻精細、線條流暢、打磨光滑，每件玉器都要經過設計、選材、雕刻、打磨等多道工序，往往需要幾名工匠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完成。”
在修複過程中，吳賢發現“大禹治水圖”山子的底部有一處細微的裂痕，還有幾件玉碗的邊緣有磨損。“玉器的修複需要非常謹慎，尤其是和田玉，質地堅硬但脆性大，修複時不能用力過猛。”吳賢帶領團隊，用特製的玉石膠水對裂痕進行加固，再用細砂紙對磨損處進行打磨，打磨時要不斷用清水衝洗，防止玉器過熱受損。經過一個多月的修複，這批玉器終於恢複了原貌，被陳列在故宮博物院的“清代宮廷玉器展”中。
展覽開幕當天，吸引了眾多玉器愛好者和文物專家前來參觀。“這件‘大禹治水圖’山子太精美了，沒想到曆經百年，還能保存得這麼完好。”一位觀眾感慨道。吳賢笑著回應：“這不僅是因為玉器本身質地堅硬，更因為曆代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保護。未來，我們還會繼續努力，讓更多的珍貴文物得到妥善保護，傳承給後代。”
隨著時間的推移，吳賢團隊的工作範圍越來越廣，不僅涉及文物的追索、鑒定和修複，還參與到文物保護法規的製定、文物保護人才的培養等工作中。他們與國內多所高校合作，開設了“文物保護與修複”專業課程，培養了一批批年輕的文物保護工作者；還參與編寫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指南》《文物保護技術規範》等書籍，為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持。
這天，吳賢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郵件，博物館表示願意將一件收藏多年的中國唐代“昭陵六駿”之一的“颯露紫”石雕複製品贈送給中國，同時希望能與中國文物部門開展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唐代文物。“昭陵六駿”是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的六塊石雕，分彆雕刻了李世民在開國戰爭中騎過的六匹戰馬，“颯露紫”是其中之一，原石雕在1914年被走私到美國，現藏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是一件高精度複製品。
“雖然是複製品，但這體現了國際博物館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尊重，也是中外文物交流的良好開端。”吳賢立刻回複郵件，表達了感謝，並表示願意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開展合作研究。不久後，“颯露紫”石雕複製品被運到中國，暫時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其他唐代文物一同展出。在展覽的研討會上，中外專家學者圍繞唐代文物的曆史價值、藝術特色以及保護方法展開了深入討論，為中外文物交流搭建了新的橋梁。
吳賢站在研討會的現場，看著中外專家熱烈討論的場景，心中滿是欣慰。他想起了最初在柬埔寨追回唐代鎏金銅鐘時的艱難，想起了在澳大利亞抓獲陳錦時的緊張，想起了每一次文物回歸時的激動……這些經曆讓他深刻認識到，文物保護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事，更是全人類的事，隻有通過國際合作、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守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
“文明對話，天下大同”的字跡剛落，吳賢的手機便震動起來，屏幕上跳出“敦煌研究院”的來電顯示。接起電話，院長的聲音帶著幾分急切：“吳賢，我們在莫高窟北區的一座新發現洞窟裡，出土了一批唐代寫本，其中有幾卷疑似《金剛經》殘卷，但保存狀況極差，急需你們團隊的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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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寫本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學、書法的重要實物，而《金剛經》作為佛教經典，其唐代寫本存世量極少，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寫本，因地處絲路要衝，往往還保留著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跡。吳賢立刻起身：“我們明天一早就出發，會帶上最先進的文書修複設備。”
次日清晨，吳賢和蘇湄帶著團隊抵達敦煌莫高窟。走進臨時修複棚，幾卷泛黃的寫本被小心翼翼地鋪在特製的工作台麵上，紙張脆弱得仿佛一碰就會碎裂，上麵的墨字已有多處暈染，部分字跡甚至模糊不清。敦煌研究院的李教授指著其中一卷寫本：“這卷《金剛經》殘卷，紙張是唐代特有的‘麻紙’，纖維粗且堅韌，但因洞窟內濕度變化大，紙張已出現嚴重的糟朽和黴變。”
吳賢戴上無菌手套，用鑷子輕輕挑起一縷紙張纖維：“麻紙的修複關鍵在於‘去黴、加固、補紙’。我們先用低溫真空乾燥技術去除紙張中的多餘水分，再用蛋白酶溶液清除黴變，最後用與唐代麻紙成分相近的手工紙進行修補。”他一邊說，一邊指導團隊成員調試設備。低溫真空乾燥機啟動時，寫本在密封艙內緩緩旋轉，水分被逐步抽出，原本發皺的紙張慢慢變得平整；蛋白酶溶液塗抹在黴變處後，墨字周圍的黑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退，字跡逐漸清晰起來。
修複過程中，蘇湄在一卷殘卷的邊緣發現了幾行西域文字：“這好像是粟特文！”粟特文是唐代西域粟特人使用的文字，常用於記錄商業往來和宗教傳播，在敦煌寫本中出現尚屬罕見。吳賢立刻聯係語言學專家，經過解讀，這些粟特文記錄的是“某年某月，粟特商人張慶將此經卷捐贈給莫高窟”，這為研究唐代粟特人與敦煌佛教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證據。
經過半個月的日夜奮戰，五卷《金剛經》殘卷和十幾件唐代寫本全部修複完成。當修複後的《金剛經》殘卷被放在恒溫恒濕的展櫃中時，陽光透過莫高窟的窗戶灑在紙上，墨字烏黑發亮，粟特文題記清晰可辨，仿佛跨越千年時光，再次展現出唐代敦煌的文化繁榮。“這些寫本不僅是佛教經典，更是唐代絲路文明的‘活檔案’。”吳賢感慨道，“我們計劃將它們與敦煌研究院館藏的其他唐代文物一起，舉辦‘敦煌唐代寫本特展’，讓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的多元與璀璨。”
特展開幕當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遊客齊聚莫高窟。在《金剛經》殘卷展區，吳賢向觀眾講解：“唐代敦煌是絲路交通樞紐，這裡不僅有中原文化，還有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粟特文化等，這些文化在寫本中相互交融，比如這卷《金剛經》，既有漢字書寫的經文，又有粟特文的題記，正是‘文明互鑒’的生動體現。”觀眾們聽得入迷，不少人拿出筆記本記錄，還有人用手機拍攝寫本上的文字，想深入研究這段曆史。
展覽期間，吳賢接到了周明遠的電話，語氣中帶著幾分興奮：“國內文物局收到消息，意大利某私人藏家願意無償捐贈一件中國宋代的‘汝窯天青釉洗’，這件洗子是19世紀從中國流失的，現藏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的一處私人莊園。”汝窯天青釉洗是宋代汝窯的經典器型，以“釉色溫潤、形製簡潔”著稱，存世量比汝窯瓷盤更為稀少，是曆代藏家追捧的珍品。
吳賢立刻結束在敦煌的工作，與周明遠一同前往意大利。在佛羅倫薩的私人莊園裡，藏家馬可先生將汝窯天青釉洗從錦盒中取出：“這是我祖父1920年從英國古董商手中買下的，他生前一直說，這件文物應該回到它的祖國。”吳賢接過釉洗，仔細鑒定：洗子口徑約15厘米，通體天青釉，釉麵布滿細密的“蟹爪紋”，底部有三個細小的支釘痕——這是宋代汝窯采用“支釘燒”工藝的典型特征，支釘痕越小，說明燒製工藝越精湛。“這件釉洗的釉色、開片、支釘痕都符合宋代汝窯的特征，尤其是釉麵的‘酥油光’，是現代仿品無法複製的。”吳賢肯定地說，“它不僅是一件珍貴的文物，更是中意兩國文化交流的見證。”
在文物交接儀式上，意大利文化遺產部的官員說：“這件汝窯天青釉洗的回歸，體現了兩國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共同重視，也為未來的文物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礎。”吳賢回應：“未來，我們希望能與意大利的博物館開展更多合作，比如聯合舉辦‘中國宋代文物展’，讓更多意大利民眾了解中國宋代的文化藝術成就。”
汝窯天青釉洗運回中國後，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入藏儀式上，張教授看著釉洗，激動地說：“這件釉洗的回歸，填補了國家博物館宋代汝窯收藏中‘洗’類器型的空白，對研究宋代汝窯的器型演變和燒製工藝具有重要意義。”吳賢點頭：“未來，我們還會繼續推動更多流失文物的回歸，讓這些國寶能在祖國的土地上綻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