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出在羊身上！
難怪老佛爺當年能有底氣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辛醜條約》規定清廷需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算上利益和貸款，總共達到98億兩白銀，逼近10億大關了。
才10億啊？
我大清一年有3億的財政收入，再苦一苦百姓，不用三年，兩年半就能把賠款賠完了。
“黃宗羲定律，講明了王朝賦稅的累數級遞增，也就是積累莫返之害！”
林煜隨手在地上寫了個“吏”字，而後緩緩開口說道。
“你們應該也已經意識到了，之所以會有‘黃宗羲定律’的周而複始，本質上就是我們開頭所講，國家管理科學的第一章，真正執行管理封建專製國家的人員部分，也就是作為最基層的吏員係統出現了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作為國家管理最基層，也是真正作為最終執行人的小吏，他們被國家的上層建築剝奪了仕途和做官的資格，就連俸祿也是低到忽略不計。”
“如果你們是這些小吏，你們會如何？”
“荀子他老人家說的很好，人之性本惡，天下熙熙，皆為利往，人活著都是為了自己的欲望，百姓的欲望是吃飽穿暖、老婆孩子熱炕頭，商人的欲望是賺大錢，士兵的欲望是有更多的軍餉、做將軍……
所以，小吏的欲望，不能升官，那就隻能求財了，他們會動用一切手中的‘微末’權力，去最大程度的賺取非法財富。”
“因此，即便每個新生王朝對稅製都進行了更化改革，但真正執行到下麵，依舊會被小吏以各種名目手段，將其無限放大。”
“被放大的數額，就是統計公式裡的橫征數額，而這個橫征數額又總會將王朝的賦稅，與農業生產的增值率，趨同平衡！”
確切地說，不是趨同平衡，而是緊追不放。
農業產量長一寸，賦稅量就增一分，緊追不放，大體上能占總產出的30～50。
林煜又說：“但實際上，即便王朝上層知道有這些問題，就能因此不去進行稅製改革嗎？比如前麵說到的那位宋朝反賊，他是不是應該照搬，繼續學縣太爺那樣，跟百姓去征收‘剿賊餉’等在內的一係列苛捐雜稅？”
鄭和當即搖頭：“自然不能，他是被百姓推上去的，而且他自己便是反賊，如何能去繼續征收‘剿賊餉’？”
“這就是了，”林煜點頭說道，“所以反賊大當家必須進行稅製改革，也就是合並全部苛捐雜稅改為統一征收，這也是‘黃宗羲定律’在曆代王朝的具現化。”
“總結來說就是，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
“在封建專製王朝的明文法典規定下，往往正稅之外，總會因為各種需求，而增生攤派各種名義的雜稅，不僅加重百姓負擔，還為各級官吏橫征搜刮、中飽私囊大開方便之門。
如果不對雜派加以控製，最終必然會激化矛盾，危及到王朝的統治穩定。因此並稅除費，簡化稅製就是曆代稅製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最直接的緩解辦法。”
“但緩解之所以是緩解，就在於它永遠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隻是進行拖延，便如慢性病，越拖越難治，直到病入膏肓，藥石難醫！”
楊榮這時迫切追問道：“林先生有何高招？”
“高招談不上，我隻能給你們提供思路。”
林煜把碗裡已經快化掉的最後一口冰沙乾完，方才擦了擦嘴角，接著講道：“前麵說了，黃宗羲定律，導致它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管理這個國家的執行係統，也就是龐大的底層吏員組織出現了腐化病變。”
“所以，要想規避‘黃宗羲定律’的周期輪回，就必須先解決小吏的問題。”
“吏治吏治，關鍵在於吏，文官反而是其次。”
事實上，在最早的時候，官吏之間雖然不同屬，但論起破壞力和實權控製力，吏可比官要強大太多了。
總有人說東漢袁氏“四世三公”多麼牛逼，但袁氏的本質卻是以一部《詩經》傳家的官宦家族，而非盤踞地方的強勢豪吏。
這在東漢王朝很常見，地方豪族出任本地吏員，那些“四世三公”則鑽研四書五經傳家做官，為家族富貴綿長。
放到太平盛世，“四世三公”的含金量肯定大於地方豪族，但到了漢末亂世，那些平素被官宦家族不太看得起的豪吏，直接靠著家族的部曲強兵，和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財力，瞬間就支棱起來了……
“但比較現實的問題便是，如今大明的吏治，在經過了曆代王朝的不斷疊床架屋之後，早已不是說動就能動得了的！”
用更好理解的話來說，就是大明的吏治早就已經變成了一座“屎山代碼”。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
當代碼能夠運行的時候，那就不要再去動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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