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閣老對視一眼，誰也沒敢立刻答話。
因為這封信的字麵內容並不觸法。
甚至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極講規矩。
看似不過是一場地方賑務中的試策之舉，晉王願以王爵之名為擔保，願身先士卒承擔結果，聽起來恭謹而感人。
但其中的政治意味，卻太過凜冽。
名為試策，實則已近製度邊界。
務必要慎之又慎。
想到這裡，杜玄齡緩緩放下信。
深吸一口氣，這才抱拳緩聲道：“陛下，老臣以為，此策……或有小利，其勢卻傷大體。”
贏世民不語，目光靜靜落在杜玄齡身上。
杜玄齡硬著頭皮，繼續道：“賑災之責，本歸戶部與地方督撫。晉王身為宗親，在其地設宴勸捐，原亦合情。但……其所引者，乃士紳當援、道義當責，其所施者，乃以名為箍、以恥為索。”
“今用此策得米，明日用何策得田？今日請富戶赴宴，明日是否便能請儒生講義、請書生講法？”
“如此一路鋪開，恐士紳不但不感德政，反疑朝廷有意於鉗製其身、削其權望。”
聽杜玄齡這麼說，張子房也點了點頭。
緩緩道：“晉地乃商賈通地，士紳聚地，設此先例，恐傳京南之後，各郡皆效其法。勢一成，難收回。”
武朝自立朝以來，打的便是天人共治、以德服人的旗號，而非以刑立綱、以軍定國。
雖然其本質仍是皇權獨尊，但在實際的製度架構中，卻始終保留了大量儒統殘緒。
尤其是對於地方治理的依賴，根本上，仍仰賴士紳階層維持社會秩序。
這不是武朝獨有的問題。
前朝大秦覆滅，其直接誘因，雖是宮廷內亂與邊防失控。
但根本原因，卻是其後期對地方豪強的打壓過急，使得天下士紳集體寒心。
最終導致地方潰散、賦稅斷流，邊軍無餉、民不聊生。
而贏家，正是當初在這片斷層中，突圍而出的地方豪強。
然而，正因深知地方豪強之弊，贏家在定鼎武朝之初，便開始有意識地削弱士紳影響力。
這一削，便削了二十年。
從科舉製度的更替，到對鄉約禮製的再編。
從氏族誌的修訂，到印刷術的大力推廣，再到頤和園釣魚執法……
如此種種，其實都是在一步步剝離士紳的影響力。
而士紳亦非等閒之輩。
幾次“官不下鄉”、“賦不入戶”的暗中抗命，皆有其影子。
而民間反稅之亂、學宮糾察之議，更常有大族在背後推波助瀾。
朝廷雖強，終未能將地方儘收於掌心。
而士紳雖懼，卻也未曾真心歸順。
彼此之間，早已如火藥與火星，彼此提防、相互生厭，勉強維係著那層薄如蟬翼的表麵平靜。
這就是眼下朝廷與士紳階層的真實關係。
不是純粹的敵對，也非絕對的依賴，而是一種如同火藥桶般的危險平衡。
而如今，贏高治欲以王爵為擔，借賑災之名，逼富戶就範，看似不過是一場風雅的勸募之宴，實則卻是以輿論為刃、以道義為鞭，對士紳集團的一次試探性絞殺。
雖未動刑法，但卻借道義之名，讓人難以拒絕。
士紳若順從，便意味著默認王權可以直接索取。
若反抗，便是涼薄失德，名聲掃地。
這種綁架式的道德結構，一旦行之有效，勢必為後續仿效打開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