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間，在這一時期，以石峁為代表的區域性政體逐漸發展壯大，如同涓涓細流彙聚成了江河大海。作為黃土高原北端乃至整個北方地區最大的都邑性城址，石峁許多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製度性因素，如最早的馬麵、甕城等防禦設施，以及最早的壁畫、玉器等藝術品，都成為了後世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入了華夏民族的血脈之中。
大約在距今4500年左右，曆史的舞台發生了轉變，最先進的曆史舞台開始轉移到了晉南。
晉南地區興起了陶寺文化，這一文化與古史中的堯舜時代相對應，也就是先秦史籍中所提及的最初的“中國”。陶寺文化的興起奠定了華夏文明的根基，為後來的華夏文明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趣的是，陶寺遺址中晚期的考古發現表明，當地有一部分人來自外地，這或許正好印證了之前對於石峁當時人口流動的推測。
到了距今約4000年前，華夏大地呈現出一幅滿天星鬥、萬邦林立的景象。各個部落和氏族紛紛崛起，形成了眾多獨立的政治實體。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局麵逐漸發生變化。
夏代立國後，社會格局變得月明星稀，形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體係。這一轉變標誌著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為後世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的一片廣袤平原之上，距今4500—4000年左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這裡的窯洞、居址、水井及等級分明的墓葬。
更令人矚目的是那些精美的龍盤、鼉鼓和特磬等重要禮儀器具，預示了華夏古代文明的誕生。一些學者認為，陶寺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帝堯都城所在地，是最早的“中國”。
陶寺遺址究竟是不是帝堯都城所在，考古並未確定，夏先衍更是不清楚，但他深知一點，那就是陶寺遺址無疑是華夏文明最早的發祥地之一。
華夏文明有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觀測天象、製定曆法，以敬授民時，以便準確地指導民眾的生產生活，而陶寺遺址恰恰證實了這一重要特征。
在位於陶寺中期大城東南部的陶寺觀象台遺址，陶寺觀象台形成於約4100年前，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觀象台，見證了古代人類對天文學的探索和智慧。
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學家複原出了觀象台模擬建築。
陶寺古觀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從觀測點通過土柱狹縫觀測塔爾山日出方位，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考古隊在原址複製模型進行模擬實測，從第二個狹縫看到日出對應冬至日，第12個狹縫看到日出對應夏至日，第7個狹縫看到日出對應春、秋分。
它的發現證實了《尚書·堯典》上所說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曆史背景與社會現實，是對華夏遠古時期天文曆法研究重要的實物例證。
天文學對於農業生產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二十四節氣則是這一領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十四節氣是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開始萌芽，到了漢代開始成熟確認。在4000多年前陶寺觀象台的二十個節氣，是今天二十四節氣的起源。
這也就是為何山西的天氣，準確的來說是平陽（臨汾）一代，天氣狀況與二十四節氣的高度契合度，這裡二十四節氣就如同量身定做的一般。例如，在春季的驚蟄、春分等節氣時，平陽地區往往會出現氣溫回升、萬物複蘇的景象；而在秋季的寒露、霜降等節氣時，則會出現氣溫下降、草木凋零的現象。
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曆經了五千多年的曆史，走到今天，連續不斷傳承下來的有一套核心思想體係，那就是以“德”為體，以經天緯地、文武之道為用，以禮製為紀。
經天緯地，照臨四方——華夏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陶寺邦國的時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經天緯地’。
這裡所說的“經天”，主要是指王權對天文觀測、製定太陽地平曆、圭表測影太陽曆、陰陽合曆以及時間管理等方麵的壟斷和控製。通過掌握天文知識和技術，統治者能夠更好地組織社會生產和生活，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繁榮。
所謂“緯地”，即政治地理與空間規劃，王權通過運用天文大地測量技術，建立起了地理五方的天下觀，並利用陰陽八卦八方空間概念來執掌都城功能規劃，從而建中立極，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間命脈。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資料。
圭表不僅可以用於太陽曆法的製定，還能用於測量尋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標的長度為40厘米，合陶寺的16尺，這是4000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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