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清晨六點半，星城市委辦公樓燈光未滅。
加了一個通宵班的李一凡站在八樓陽台，身後桌麵上擺著那份厚重的紙本建議稿，標題赫然印著：
《關於在重點城市設立“國家級政策試驗區”的請示意見》
不是彙報工作，也不是請示，而是建議——一種直麵頂層的製度建言。
這不僅是一座城市的意見，而是一次地方主動“出牌”的姿態。
過去一年，星城市以科技試點、乾部考評、招商機製三位一體，已在全國範圍內悄然形成話題效應。但這些成果若不能轉化為製度模型、納入政策源頭，就永遠隻能停留在“地方經驗”的範疇，被上層權力所界定、所選擇性采納。
李一凡要打破這個天花板。
他要讓星城市成為出卷人，不是被測評的對象，而是參與“命題”的那一個。
上午九點，市委常委會召開。
比起往常，這次會議少了彙報，少了套話，隻有一項議題：
是否支持將“國家政策試驗區建議稿”正式上報中央？
會議室沉默了整整兩分鐘。
趙斌第一個打破沉默：“書記，我支持。我們早該這樣了。”
隨後是產業基金指揮長林曉峰：“我們不能再指望誰替我們總結經驗。我們得自己寫、自己送、自己推動。”
但也有不同聲音。
副市長唐德良皺眉：“中秧不會輕易采納地方模式，尤其是來自一個地級市的。”
“我們貿然送上去，會不會……顯得太激進？”
李一凡平靜回答：“激進和怯懦，都是政治選擇。但唯獨等待——不產生結果。”
他掃視全場：
“他們不采納，那是他們的事；我們不交上去，那是我們的責任。”
“這不是賭輸贏，是我們該不該參與國家決策底層設計的問題。”
“我們要讓上麵看到——地方不隻是執行者，地方也可以是推動者。”
最終，常委會一致通過。會議紀要明確寫下：
“原則通過《國家級政策試驗區建議》，即日提交。”
與此同時，星城市高新區政策智庫中心。
趙維康正在向一組新大夏社駐地記者講解試點政策邏輯。
“我們不是要讓中秧承認我們好。”
“我們是讓他們承認——這條路，有效、有結果、有模型可複用。”
“這不是成績展示，是一次建模遞交。”
他把幾個過去兩年做出的關鍵數據貼在牆上：
?中微：三期基金投入回報倍率1.87
?凡星投資參股企業研發轉化率78
?高新區新引入項目落地周期由平均17.5個月縮短為6.3個月
?乾部雙向掛職履職完成度提升23.6
“這些不是數字。”
“是係統運作出來的成果。”
“既然能跑起來，我們就該總結出來，讓彆人照著做。”
就在建議稿送出當天，瀟湘省審計廳送來一份“審計預通知”：
“將對星城市近三年科技財政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涵蓋所有產業基金、企業直投通道與市屬平台融資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