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進入國家備案之後，瀟湘不是贏得了勝利，而是被卷入了一場更為複雜的爭奪——話語權之爭、定義權之爭、主導權之爭。
正如趙建國私下對李一凡說的那句話：
“當製度成為國家樣本，敵人就不再是人，而是所有試圖改寫你製度的人。”
十月中旬，《國家治理》雜誌率先推出一期專刊，封麵標題赫然為：《製度的路徑依賴與標準化：從瀟湘樣本談起》。
主文作者署名“劉誌南”，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其在文中提出——
“瀟湘樣本雖然構建路徑清晰，但其製度邏輯仍顯模糊，尤其在起始單位、主導機構的歸屬上，存在係統性空白。”
“我們認為，任何地方改革機製一旦邁入國家級語境，必須拋開地域依托，進行再定義、再解構。”
這段話在政研係統內部引起軒然大波。
什麼叫“再定義”？
這是擺明了要剝離瀟湘的製度主導權。
緊接著，東南製度治理研究中心也發表長文，作者為原中編辦研究員陳銳鋒，提出一個驚人觀點：
“瀟湘樣本作為初步機製嘗試，尚未脫離‘市級試驗型’階段，建議由國家改革推進委設立專班，統一將瀟湘樣本與江蘇、廣東的同步平台進行整合評估，擇優推廣。”
此言一出，立即引來《大夏日報》的反駁。頭版評論文章題為《製度不是拚盤，更不是可替代品》。
評論中明確指出：
“瀟湘樣本有起點、有過程、有標準、有落地，豈容他人借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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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市委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第一時間由市委宣傳部、政研室聯合向省委打報告，提出：
“由星城市主辦一次全國性製度構建專家座談會，邀請三十位專家學者、部委乾部共同參與，集中澄清製度樣本本源。”
趙建國閱批後，僅批了五個字：
“可以，但隱鋒。”
“隱鋒”，意為不主動進攻、不指名道姓，但務必在製度邏輯與解釋權上做出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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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隨即召集會議，主持製定座談會框架。
他沒有出現在組織名單裡，而是安排星城市副市長許之銘牽頭，會議名稱定為——
“數據型製度與組織優化：瀟湘機製發展研討會”
沒有“李一凡”，沒有“星城樣本”，但會議材料中，附錄一為《瀟湘製度治理機製起源與發展時間軸》，清楚標注了：
?2014年6月：李一凡任星城市委書記後，在市府辦公會上首次提出“製度平台化”設想；
?2015年4月：平台1.0版本在雨花區上線試點；
?2015年11月：紀檢嵌套機製加入，形成“監督執行反饋”三位一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