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節後第一周，星城市依舊維持著超常規的政務節奏。李一凡並未放緩腳步，而是將更多注意力投向了“鏡台工程”後的關鍵環節——機製外延的本地孵化。
機製試點不隻是複製，更是對地方治理傳統的深層衝擊。從市級到區縣，再到街道和社區，這種衝擊若無緩衝極易引發結構性摩擦。
為此，李一凡提前召集了一場極為罕見的“區縣書記聯席會”。
“今天我們不開形式主義的政務推進會，也不講那些你們都背得滾瓜爛熟的政策條文。”他一開口，語氣就帶著一絲壓迫感，“我們要討論的，是各區各縣對機製複製的真實感受。”
“什麼叫真實感受？”他停頓了下，掃視全場，“就是你們有沒有人心裡反感、抗拒、陽奉陰違。”
眾人心頭一震，一時間沒人敢說話。
“我知道有。”李一凡語氣沉穩，“越是深層變革，越容易觸動固有權力格局和行政惰性。但我必須告訴各位——這一次，星城市不會容忍‘表麵支持、實則消極’的執行方式。”
他掃視全場，“鏡台演算可以模擬製度，但模擬不了人心。如果人心不動，再完美的機製也是空架子。”
會場安靜良久，終於，南山縣委書記韓昭第一個開口：“李書記，我們的確存在一些配套難題。尤其是部分基層乾部對新機製理解不深，存在恐懼心理。”
“很好。”李一凡點頭，“不是問題多，而是你肯說。這次我召集你們來，就是要真刀真槍地解決問題。”
“機製建設不是技術活，而是社會工程。我們要解決的，是人——人的觀念、行為、反應和文化。”
會議結束後，市委立即成立“機製落地專項督導組”，由市委辦、政研室、組織部聯合抽調乾部，深入各區縣、街鎮，梳理機製運行過程中的所有“行為摩擦點”。
同時，凡星智控派出三支“製度路徑協同隊”，將鏡台中心模擬出的製度流程對照現實執行情況，實時監測偏差率，推送修正建議。
而此時，來自中央的目光，已悄然落在星城市。
“趙書記。”省委大樓內，趙建國放下手中的紅頭文件，語氣頗為鄭重，“中央改革辦和政研室的人，下周要來調研‘機製複製路徑’。”
“我們是不是該提前準備一個接待方案？”省委秘書長詢問。
趙建國擺擺手，“李一凡不是那種喜歡擺場麵的人，咱們也彆搞那一套。他要的是把機製做實、做深、做透。”
“你通知星城市，調研組不走流程，不搞彙報，直奔現場。讓他們看到最真實的機製運行。”
這一切傳到李一凡耳中，他隻是平靜一笑：“這才是我需要的支持。”
他將自己對鏡台工程的核心定位寫入了最新一份內部報告中——機製的擴散，最終目的是構建“治理生態的自演進係統”。
簡而言之，未來城市不再依靠某位書記的風格、某個領導的魄力，而是依靠製度本身的邏輯、數據和反應能力，自我升級、自我修複、自我調整。
這是李一凡心中最理想的“後權力時代雛形”。
“如果機製自身具備感知力、邏輯反饋與資源匹配能力，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培養一座城市的‘製度免疫係統’？”
在一次與凡星數據團隊的閉門研討中，李一凡第一次提出了這個設想。
“你們要給我一套機製，可以在民情異常時自動預警，在資源失衡時自動糾偏，在矛盾集中時自動調解策略。”
凡星首席建模師林千裡沉吟片刻後道：“這套模型至少要有三萬條規則邏輯，七大主控子係統，八類行為接口，我們需要時間。”
“你們有兩個月。”李一凡語氣果斷，“從現在起，不以數據優先，而以機製優先。”
“我們要構建的是‘城市治理的中樞神經’，不是一個漂亮的統計大屏。”
與此同時，中央調研組秘密抵達星城。
他們沒有通知市政府接待，也未提前告知路線，僅由省委政研室一位副主任帶隊，直接走訪了星城市南部新區一個正在試運行機製模塊的街道。
他們看見了全區社會服務事件的秒級分發係統；
他們聽到了街道主任介紹如何在三次決策中乾預一起家庭暴力案的軌跡；
他們站在“城市機製地圖”的交互大屏前，看著一個紅點從爆發，到彙報，到轉介，到解決，隻用了28分鐘。
當夜，這支調研組在返回駐地時無人交談，每個人心中都被強烈震撼籠罩。
第二天，他們主動要求拜訪李一凡。
“李書記，鏡台不該隻是星城市的，它應該成為全國的治理測試平台。”
李一凡淡淡回應：“我們做好了準備，也做了足夠的失敗演練，但要將機製交到全國手中，我還有一項沒完成。”
“什麼？”
“建立一套‘製度防退機製’。”
“所有機製改革的最大風險，不是沒做好，而是做成之後被人為廢棄。”
“我需要讓鏡台的每一次更新、每一次修正，都具備‘不可逆性’。”
“機製，不該是某一任主政者的意誌，而該是城市本身的‘本能’。”
調研組成員一時語塞，許久後，帶隊主任感慨：“這可能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製度當做生命體來建造。”
李一凡沒有回應。
他隻是望向窗外。
整座星城市，正如他所願，在製度之風中，逐漸生長出屬於自己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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