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夏,星城市被滾燙的陽光浸透,地表溫度逼近四十度。然而市政服務指揮中心依舊冷氣運轉如常,會議室裡的顯示屏上,一條又一條數據脈絡交錯而行,仿佛一座城市的神經元在悄然跳動。
“機製自演算模塊,已在西城區實現全天候運行。”技術負責人楊啟舟彙報道,“涉及政務、醫療、公安、教育四大領域的事件響應率提速42,數據同步延遲降低至2秒內。”
“但我們發現,當涉及跨區調度、跨層級響應時,部分模塊依然存在反饋滯後。”
李一凡盯著大屏幕上的波動曲線,沉聲問道:“問題出在權限映射表還是響應邏輯衝突?”
“後者。”楊啟舟點點頭,“尤其在非緊急事件的優先級調度上,地方慣性思維和係統設定出現偏差。”
“這就要設計製度閾值。”李一凡閉了閉眼,“不是所有機製都追求效率,有的必須考慮容錯和韌性。”
“我們建鏡台,不是為了製造政務機器人,而是要給人性的治理留出結構空間。”
他知道,每一次看似技術層麵的問題,背後指向的都是製度邏輯。而製度,是由人構建的係統意識形態。
此時,凡星智控的最新建模團隊也交來了一個全新的試驗性模塊:製度彈性評估器。
“這是一個模擬模塊。”首席建模師林千裡彙報,“當我們輸入一項政策,並設定若乾極限變量如經濟下行、突發災害、官員更替等),係統將自動評估這項製度的韌性、適配性和穩定性。”
“你可以理解成,是對製度進行‘抗壓測試’。”
李一凡拿起鼠標,點開模塊窗口。
他隨手輸入一條“街道辦事處可下放部分初審權”的製度樣本,又設定變量:“街道乾部更替頻繁”、“上級主政者風格保守”、“本地經濟進入下行通道”。
幾秒後,係統評分彈出:製度韌性指數2.65弱),推薦修正路徑:保留部分授權、引入監督接口、設定反製觸發機製。
他喃喃道:“製度不是死規則,而是要能承受時間、環境和人心考驗的構造。”
“這才是我們最終要交給大夏的——可持續、可適配、可繼承的機製框架。”
此時,省委書記趙建國再次撥來電話。
“一凡,中央改革小組的秘書長給我打電話了。他說你提交的‘製度不可逆化機製’提案,讓他們很震動。”
“但他們也問了:怎麼保證不可逆?”
李一凡語氣平靜:“我們會做一個‘機製印刻’。”
“每一項製度改革,一旦通過鏡台驗證,即被自動錄入機製演算區塊鏈,成為全網可追溯的製度檔案。任何人若想修改、刪除,必須經過三層審核機製、專家組比對以及市民評估接口。”
“製度不再由一個人說了算,而是由整個機製生態說了算。”
“趙書記,我們在建的是製度的操作係統。”
趙建國沉默半晌,語氣低沉卻充滿敬意:“你這是在給未來的中國,寫源代碼。”
李一凡沒有回應,但眼神如炬。
此時,他身邊的秘書陳曉峰輕聲道:“李書記,盤川市來函,申請在鏡台平台上加載他們的‘基層治理協同模塊’。”
“還有湘都,也準備將‘三社聯動機製’納入鏡台進行演算。”
李一凡點點頭:“告訴他們,星城市無條件開放機製接口,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接受統一機製審核標準。”
“機製可以多元,但邏輯必須統一。”
“這不是地方政績項目,而是國家製度框架的一次更新。”
他知道,一旦鏡台變成“多方可接入平台”,就必須麵臨“標準碎片化”的威脅。但如果成功,它將成為大夏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製度底座”。
這一天,星城市發布了全國第一個《機製兼容性通用協議》。
這個文件像是給製度世界立下的一份“tcpip協議”,它規定:
?所有接入鏡台平台的機製模塊,需通過基礎兼容性測試;
?每一項製度流程,需提供“邏輯圖譜+變量響應模型”;
?所有曆史版本變更,必須進行數字簽名存檔;
?若有製度衝突,由平台協調層進行最小破壞原則修正。
此舉一出,全國政界震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副部級乾部在政研內刊上寫下評論:“星城市已不是一個地方城市,而是一次製度文明自我演化的實驗室。”
“它不僅在建一套運行機製,而是在嘗試突破‘人為製度邊界’。”
這句話傳到李一凡耳中時,他隻是淡淡笑了笑。
“不是我們在超越製度,而是我們終於開始把製度,當作一項係統工程來做。”
而他最清楚——製度不是為了應對一個時代,而是為了對抗“變動本身”。
夜深了,星城市製度演算中心內燈火通明。技術員們還在不斷調試規則接口,建模組反複修訂彈性路徑。
而在李一凡辦公室的牆上,一行小字靜靜躺著:
“製度非天授,文明自演化。”
他望著那行字,眼神仿佛穿越了曆史,也望向了重生賦予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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